一方面，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但其双刃剑效应日益受到社会关注;另一方面，由上一轮科技革命孕育的互联网经济已成GDP重头，但其迅猛发展中伴生的责任与诚信等问题愈加突显，如何看待企业公关大战中的“打头办”“打美办”等竞争行为，也对监管向善提出严峻挑战。

　　12月28日，第十一届创新中国论坛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举行，此次论坛主题为“新科技革命下的互联网经济”。论坛由中国科学报社、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主办，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承办，得到了创新中国智库的支持。来自有关高校、科研机构和新闻媒体等单位近百人参加此次盛会，共同探讨新科技革命背景下中国互联网经济的新挑战、新机遇和新愿景。

　　2019年10月20日，习近平同志致信祝贺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方兴未艾，互联网迎来了更加强劲的发展动能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研究报告表明，早在2013年中国互联网经济占GDP比重已超美国。今年5月，国家网信办发布的《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8年)》指出，2018年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超三成，电子商务交易额为31.63万亿元，网络零售额超9万亿元;农业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互联网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数字化新业态不断涌现，我国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6亿;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总额快速增长。2019年上述各项数字预期将大幅出超。

　　新科技革命孕育了互联网，互联网不断为新科技革命赋能。两者互相加持，能级不断放大，双刃剑效应也越来越显著。那么，新科技革命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可能带来哪些产业层面的可能?除了互联网企业提出的科技向善，监管向善的制度框架究竟该如何设计，又如何落地实施?本次论坛通过对新科技革命及互联网产业发展态势的深度解析，对上述问题给出诸多建设性思考。

　　论坛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董志勇，中国科学报社社长、总编辑赵彦代表主办单位分别致词，他们对受邀参加此次论坛的嘉宾、学者、媒体记者等参会人士表示感谢，希望此次论坛能够集纳真言，探究举措，以期为国家决策提供重要参考，护航新科技革命下的互联网经济健康发展。论坛由中国科学报社副局级编委李占军主持。

　　致辞中，董志勇回顾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每十年的发展特点：1978年到1988年是所谓“草莽时代”，没有明晰的产权制度;1988年到1998年是“下海”的时代，企业家们掌握了一些规则，也拥有一些资源，新的企业产权制度逐渐明晰;1998年到2008年解决了创始人制度和职业经理人两个大问题;2008年到2018年互联网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迅猛发展，给理论与实践带来很多挑战。对比美国150年经济发展史——工业时代产生了像“钢铁大王”这样的企业家，消费时代产生了好莱坞、麦当劳等企业，互联网时代产生了乔布斯、比尔盖茨这样的企业家——董志勇提示大家思考：中国在改革开放的第五个十年将会涌现出什么样的第五代企业家。他表示，在这个新的时代，中国在变，今日之变，前所未有，将越变越好。

　　赵彦在致辞中首先对与会人士和共同主办方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表示感谢，并希望与会专家学者就此次论坛主题开展一次“头脑风暴”。据赵彦介绍，创新中国论坛是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倡导的一个小型化、学术化、智库型的专业性论坛，论坛主办方将继续按照李先生倡导的方向，把论坛活动持续举办下去。此次论坛分为主旨报告、嘉宾发言和互动讨论三个部分。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国家行政学院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邱霈恩分别作主旨报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北京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萧国亮，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晓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黄璜，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徐保军等五位嘉宾在论坛上分别发言。

　　何传启在题为“新科技和新产业革命的新机遇新挑战”的开场主旨报告中指出，过去5个世纪先后发生5次科技革命和3次产业革命，当前在21世纪有可能发生两次新科技革命和两次新产业革命——以新生物学和再生革命为引领的第六次科技革命(2020~2050年左右)，及以新物理学和时空革命为引领的第七次科技革命(2050~2100年左右);以及21世纪上半叶由仿生和再生技术推动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和21世纪下半叶由能源和运输革命推动的第五次产业革命。他指出，这些科技和产业革命将塑造一个新的世界，其中有挑战也有机遇，他期待我们这代人能够抓住历史机遇，加速中国复兴。

　　邱霈恩在题为“把互联网经济打造成安全诚信健康的现代经济”的主旨报告中指出，当前互联网经济方兴未艾，是最为活跃的、前景广阔的科技创新型现代经济，但同时互联网经济被不良因素侵入，成为受风险重地拖累的现代经济先锋，其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互联网经济发展中存在有不良动机和实质的“巧妙金融行为”，存在明的和暗的不诚信问题，以及存在规范约束不到位的不健康问题。为此，他建议以政策和技术作保证，赋予互联网经济以道德的灵魂和杠杆，使之成为安全诚信健康的现代经济。但他也同时提出，要注意加强对网络经济监管者的监督，把这项权力也关进制度的笼子，确保这项权力及其行使更加规范、更有公信力。

　　在嘉宾发言环节，苏剑在主题为“数字经济与人类未来”的报告中说，数字经济对世界和人类产生的影响可能表现在三个方面——“国将不国”“家将不家”“人将不人”。首先，互联网科技让国与国之间的边界被打破了，全球产业呈现出全新的变化，服务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给人们生活打开了新的大门。它让人们可以超越国界工作，在万里之外为一个企业服务。未来国与国之间的边界会越来越模糊，最终国家可能就会消亡。其次，随着技术的进步，传统上依靠家庭养老、看护后代等工作将被取代，家庭能够给人带来的价值越来越少。此外，器官移植、信息植入等技术也会让“我不再是我”。这将让人们再次回到最原始的哲学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在“人文主义与互联网经济”的报告中，萧国亮再次强调了“互联网金融企业要学会带着镣铐跳舞”的观点，他同时指出，这还远远不够。在科学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需要大声疾呼人文主义的回归!因为首先，科学主义的互联网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人文主义的导向性，高效率不等于高效益。如果办了错事，后果不言自明。其次，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历来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两翼。如果没有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性，科学主义的单独发展有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再者，马克思说过，“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在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里，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将达到和谐的完满的统一。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

　　王晓明在题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与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的报告中指出，以“云、大、物、智、移、区”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作为标志性技术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塑造着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领域，并影响着智能制造、智能交通、数字能源等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与前三次工业革命不同，中国也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源发性国家之一。他指出，工业互联网是工业4.0的重要平台载体，国内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正处于政策红利期，已经形成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叠加的生态，需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互联网发展路径。同时，数字经济2020年预计将达到全球GDP的25%，并仍快速增长，他建议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推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构建全新的数字经济体系。

　　黄璜围绕互联网经济下“监管向善：命题与框架”主题作了发言，他指出企业界提出的“科技向善”包含两种解读——将新技术无偿或低价用于支持公用事业或公益事业，和企业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他认为国家正在建设的“互联网+监管”体系，科技应用于监管。他分析了企业科技向善和政府监管(科技)向善的区别，以及企业科技向善的核心和政府监管向善的伦理价值等。最后，他提出监管科技向善的可能框架，即一个核心：数据权力和权利的界定;两个方面：用数据的监管、对数据的监管;几个原则：监管安全、监管服务化，监管平等、监管可控(透明)。

　　徐保军的发言聚焦“互联网科技向善的价值取向”。在报告中，他指出科技关乎事实命题，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向善关乎伦理取向，解决人们“应该怎样”的价值取向问题。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科技”与“向善”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因果。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组合进化开拓了更为自由、开放、共享的平台，为人类发展提供了更多现实可能性，也带来诸多挑战，存在伦理失范的可能性，比如隐私保护、信息鸿沟不断扩大、信息爆炸信息过载与碎片化、人性弱点的共振放大等问题。网络空间提倡自由，也要保持秩序，一方面科技伦理是各方必须遵守的价值准则，既需行业自律，也需国家层面的统筹规范和指导协调;另一方面，也需要健全相关立法，加强监管，在不束缚创新的同时有效规避风险，最终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此次论坛议题激起与会人员的强烈反响，在互动讨论环节，论坛嘉宾与媒体记者以及其他参会人士就科技与人文的关系、互联网发展与监管、科技如何向善等话题进行了热烈的互动。

　　关于科技与人文的关系，赵彦在发言中介绍了《中国科学报》今年推出的“两种文化大家谈”专栏，该栏目旨在纪念1959年英国科学家斯诺提出“两种文化”(即人文学者和科学家之间的文化割裂)60周年，一年来吸引了20多位大家发表观点，其中有不少主动投稿的学者。赵彦表示，由此可见，60年前斯诺提出的两种文化割裂，在今天，特别是在新科技革命与互联网经济的命题下谈两种文化的协同，乃至人文主义的缺失，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谈及对互联网经济发展的个人体会时，赵彦首先认为，对于互联网的发展及其对人类社会的贡献，特别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应该予以肯定。他认为互联网经济对人类社会，尤其对中国社会产生的负面作用需要正视，但也不应该过于放大问题。其次，互联网监管应该向善，即应该适度监管，而非过度监管。如果监管不到位，或监管过度，导致行业被监管致死，其为人类创造福祉的目的也就无从谈起了。监管应该发挥政府、公众和互联网企业的高度协同作用，实现建设性的监管，监管适度，监管向善，把互联网经济做大做强。此外，他认为应该认可互联网企业的自我净化机制，允许适度范围内企业之间竞争的他律行为，如容忍几年前互联网企业公关大战中“打头办”“打美办”等现象存在。

　　何传启表示，不同的人对科学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发现世界上的新现象新规律、创造新工具是科学家的职责所在。科学家的工作就是发明“锤子剪刀布”，科学既然是工具，使用科学的就是人，就有人文精神在里面。科学家发明工具，而工具怎么用是社会、政府和企业的事。他认为科学是用来为人类服务的，在此过程中间产生的种种问题正好是社会科学家、人文科学家可以发挥长处的地方。所以未来的世界是科学家要创造一个新的知识体系，而人文学家、社会学家要创造新的文明的制度体系和文化体系，两者相互配合才能建设一个美好的未来。

　　对于互联网发展与监管的关系，邱沛恩赞同对互联网加强监管，但不能超越监管职责、法定权限，不能任意施展权利、滥用权利，否则其本身就是违法的，本身就是恶。不能用恶解决恶的问题，只能用善。他认为对作为最前沿的互联网经济的监管仍然存在标准设计不到位，甚至存在盲点盲区和很大的风险点。只靠政府和学者的良心没有用，要把政策和技术结合起来，加强监管，加强打击力度。他认为企业之间如“打头办”“打美办”等竞争，是不正当竞争。今年11月1日正式实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订版对不正当竞争的打击力度将会越来越严。他认为，当前我国互联网经济事实上是非常健康的，势头非常好。互联网监管需要将政策和技术相结合，保证互联网经济的健康，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的健康。

　　创新中国论坛由中国科学报社与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于2010年联合发起，美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担任论坛主席。论坛服务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全方位推动中华民族“创新梦·中国梦”而努力。该论坛目前已连续举办十一届，成为全国科教界知名会议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