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 克：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11岁，家里受到冲击，后来又分处江西、宁夏，我一个人在北京。到家庭重聚时，我已经是独立的工厂工人了。当然家庭对自己还是有影响，比如我们的家庭很重视读书学习、崇尚科学，比如生活中节约、崇尚勤俭，比如守纪律讲礼貌、崇尚谦和，比如待人要平等，不要以为学历高一些或官阶大一些或收入多一些就高人一等，又比如不争名利、不慕虚荣等等。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关心国家大事，这不仅是家庭教育，更是社会教育，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13岁的周恩来就提出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种家国情怀，我是从小就崇敬的。家里的长辈中大多从青年时就参加爱国民主运动、走上革命道路、参加共产党，我很小就读《革命烈士诗抄》，接触到革命烈士的故事，其中一些先烈与家中长辈有交集，很受他们“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精神感染，更使自己对于共产党和共产党为国家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而奋斗的事业有了深挚的情感。
对我影响最大的，其实不是家庭，而是我自己一路走过的这些经历。从小时候经历文革，到后来进入工厂，再进入大学，出国留学，在清华工作20个年头，又到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一路前行的每一段都使自己学到很多、受教很多，有所进益。
比如，在北京景山学校读了5年小学，可以说给我后来的50年打下重要的学习基础、发展基础。我15岁入工厂做工，在特殊的文革年代从特殊的角度进入了社会，近8年的工厂经历使自己成长成熟起来，打下了后来的生活基础、发展基础。1977年恢复高考上了大学，实现了人生的一个转折，直到现在，40多年再也没有离开大学。
陈志文：
您这一代人的成长经历非常重要，是不可复制的。您工作先后经历了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三所高校。首先，您怎么评价清华大学？
龚 克：
清华大学是一所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学校。进入清华后，给我最大的感受是，老师们讨论的问题开口就是“我国”，很自觉地以国家发展的需要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非常关注国家和行业的发展，同时注意世界上相关的发展趋势，有强烈的追求卓越争第一的劲头。
“低头拉车、抬头看路”是清华大学的一个重要特色。“低头拉车”就是踏实务实，“抬头看路”就是看方向、看国家需要。
我在电子系当主任时，有一位清华的老领导对我说，清华的电子系办得好不好，要看该学科在行业发展中有怎样的地位，是不是能在国家的电子行业发展规划制定和重点攻关项目中起到重要作用，清华培养的学生是否在其中担任骨干。
龚 克：
我刚到天津大学工作时，并不是太了解这所高校，对于“严谨治学、严格教学” 要求的“双严”校风不太理解，觉得有些重复。但在后来的工作实践中，我越来越认识到“严上加严”就是天津大学的文化，“不从纸上逞空谈，要实地把中华改造”的传统和双严校风，使我受教颇多。
龚 克：
南开大学是一所文理综合大学，其学科范围更宽，学校从私立起家，走过了艰难困苦的发展道路，形成了独特的南开品格。南开作为一所学校，最大的特色，是张伯苓开创的“公能”教育，其本质是与素质教育相通的。
曾有媒体朋友问我，南开大学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出自何典？我说，这是南开大学原创的，是要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
张伯苓校长曾解释说：“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不是小团体的利益；而“能”是要做到最能，“日新月异”指的是不仅适应新时代，而且要站在时代的前头。这一校训中，鲜明的“为公”的导向性和做到“最能”的强烈的实践性有机结合，再加上与时俱进和创新性，实在是有了不起的独到之功。他在创办南开学校时，将“痛矫时弊，育才救国”作为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要去中国民族“愚”、“弱”、“贫”、“散”、“私”五大病。
南开大学奉行的是德、智、体、群四育并重的全人教育理念，并将“四育”融入南开学校的建设之中，努力使每个学生都能拥有高尚的品德、独立的人格、丰富的知识、超群的能力、团体的精神、美丽的心灵、健康的体魄。
我到南开任职后，觉得自己的使命就是在新的时期，把“公能”教育发扬光大，建设具有公能日新的南开品格的世界一流大学。
陈志文：
张伯苓校长是一位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是比较全面的、深刻的、有高度的。
龚 克：
是的。在上个世纪前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一批以“教育救国”为念的教育家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张伯苓是其中一位杰出且特殊的代表。他从1898年起从教，50年耕耘不辍，而且是大、中、小学一起抓，在近代教育家里可以说无人能出其右，这一点也可以从胡适、梅贻琦、陶行知等近代教育家对他的评价中看出来。
张先生70寿辰时，老舍和曹禺联合创作并共同朗诵了一首诗，很值得看看。当时的一批外国学者，撰写了一本名为“Another China”的书献给张伯苓70寿辰，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现在有一群南开校友将这本书从英文翻译过来，作为对南开大学百年校庆的献礼，这些国际学者认为当年的南开是在孕育一个新的中国。
张先生对教育的论述主要是演讲的形式，非常丰富，有些是由“南开最好的学生”周恩来记录和整理的。更可贵的是，他的教育思想不是从经典中摘取出来的，而是从教育实践中总结提炼的。比如公能校训，就是基于他30年的办学经验总结出来的。
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他曾在纪念南开40年的文章中明确地提出，南开的将来要与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并驾齐驱、东西称盛，他说这不是仅南开一校的荣光，而是关系到中华的复兴。
陈志文：
当时的南开，作为一所私立学校办的非常成功。
龚 克：
是的。张伯苓校长开创了大学、中学（包括女中）和小学一体化的南开教育体系。至今，我们的南开校友会，都是面向南开各校的，包括天津、重庆的南开中学和自贡的蜀光中学，等等。
张伯苓创办的南开教育体系实施的公能教育，是爱国教育。当年每逢星期四，张校长都会给学生上自修课。他曾经向学生提出三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真的愿意中国好吗？”，这是著名的南开三问，它不仅是历史之问，而且是时代之问，未来之问，我们要一代一代问下去。
当年张校长还要求南开同学“要顾公，不要净顾自己，从自己起，每天想三回——‘我真爱国么？我自己对公家有好处吗？我自己对公家有害处吗？’”--这是南开版的“每日三省吾身”。张伯苓让爱国在南开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到了言行中。
陈志文：
您对南开是有特殊感情的。我注意到您也经常提到周总理。
龚 克：
总理与南开是有联系的。在南开学生宿舍以及好多地方，你都会看到有一面镜子，其上悬挂着一副匾额，书有南开的镜箴也叫容止格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你想想，这不就是周恩来吗？
张伯苓先生曾经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也是他唯一请过的学生助理。在周恩来身上，他看到了自己教育理想的实现。周恩来是所有南开人的楷模和榜样。
陈志文：
您在清华大学经历的时间最长，清华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龚 克：
我在清华工作了20个年头，是一生最重要的时光，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先后从事了教学、科研、管理工作，为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底子。
我回国后没有在清华直接入职，而是选择先做博士后，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有不少人说你不是清华毕业，在清华肯定吃不开，我心里很想进清华，但又很忐忑，所以想先做博士后试一试。后来我发现，一头扎进去，走都走不了。清华并不像外面所说的那样封闭，关键是自己要努力去做清华人，有服务国家和世界的大志向，又要踏实做事、行胜于言。
在清华大学做管理工作时，王大中校长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做研究生院副院长时，筹备学校的博士生教育会议，王校长要求我们要抓住博士生教育中的主要矛盾关系，来树立清华博士教育的思路和格局。我做副校长抓科研和学科建设，王校长跟我说，要从四个层面来进行总体布局，就是前沿基础研究、关键技术攻关研究、优秀成果的应用转化、和面向未来的软科学研究，每个层面部署十来项重点项目。
还有，当时清华大学大力推进综合性、创新型、开放式的发展。而我觉得清华已经成为工科优势大学，不是很了解清华为什么要强调综合性。当时王大中校长找我谈话时说，就像下围棋不仅要谋子、更要谋势一样，对学校的发展不但要谋眼前事，而且要谋长远事，要从整体上考虑问题。纵观世界教育的发展，主要的一流大学都是综合性大学，这里头有规律性。从人的全面发展出发，确实需要综合性的培养环境。
而清华要办成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未来的一流大学，必须走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道路。王校长高度重视学风建设，把学术诚信在清华提高到了一票否决的高度。他倡导建设以绿色教育、科研和校园为内涵的绿色大学，在学校践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回过头来看，这些对于我后来做校长，有非常大的影响。
龚 克：
做校长和副校长的区别很大。副校长主要是协助校长做某一方面的工作，校长必须抓根本抓全局抓长远，把根本任务贯穿到工作格局、学科布局、学校文化、人才队伍等等工作之中。副校长可以为自己分管工作争资源，遇到难事做请示，校长在学校里要合理配置有限资源、要对很难办的事情“拍板”。
陈志文：
也就是说，校长要有足够的担当和宽阔的视野。
龚 克：
是的，要站得高、看得远，在重点问题上也要能够抓的实。特别是，作为学校主要负责人，虽然任期有限，但必须立足长远。
陈志文：
您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天津大学校长、南开大学校长。如果给您自己打分，10分最高，这三个阶段分别给自己打几分？
龚 克：
这个实在太难了，而且自己打分也不作数，“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还是让师生特别是今后的发展为我的工作做评价为好。
我自己想说的是，第一，无论是在清华、天大和南开，都没有偷懒、敷衍和躲避，更没有谋私，是秉公尽能地做事的，从做事的角度，也许可以打8分吧；
第二，无论是在清华、天大和南开，工作的成效都未能尽如人意，都没有达到自己预设的目标和大家的期待，心存很多遗憾，从成事的角度，就到不了8分了，特别是在南开做了7年校长，遗憾更多。
龚 克：
比如，我在南开工作有个重要的目标是要实现“公能”特色素质教育的布局，在传承百年南开传统的基础上形成新时期的公能教育体系，将来可以把南开公能教育进一步做成有世界影响的教育品牌。
我觉得，“公能日新”的教育品格是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世界意义的，因为它抓住了教育的本质。我努力抓工作思路向学生为本、素质发展和以学为主教学相长的转变，抓公能文化推进南开优秀传统与核心价值观的融合建设，抓教学改革推进讲一练二考三，抓师资发展推进引育并重文理并进和质量水平导向，抓学科交叉集成，如药化生重点实验室、生态文明研究院和经济协同创新中心。
但是很遗憾，我觉得还是没有抓到很好的突破口，没有真正突破，让新时期公能教育在学校各项工作中真正落地。
陈志文：
您遇到的困惑可能也是中国教育在未来发展中的重要困惑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东西都要上一个台阶。低层次的温饱好解决，而提高一个层次就相对难解决了。在高等教育进一步的发展中，将会出现交叉融合的复杂体系，确实是很难找到一个抓手。
这几十年下来，您对教育的认知或者说兴趣，是不是远远超过自身专业的研究了？
龚 克：
是的。因为职责驱动，从电子信息方面转到了高等教育方面。
陈志文：
您接下来打算从事什么方面的工作？您对自己的期望又是什么呢？
龚 克：
目前，我现在还是很忙，主要是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这是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工程组织的联合体，是工程技术界在联合国为主的全球治理体系的代表。我现在是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的候任主席，是联合会的核心领导成员。该组织会不仅代表工程界在联合国发出声音，更要通过全球的工程能力建设和工程合作，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服务，这是该组织的宗旨。
第二件事是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这是个智库，研究发展战略，不开发具体技术。主要进行的研究是，怎么让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跟上智能化的趋势，怎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怎么对人工智能实行有效治理，以确保其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服务。一年来，我们正在做智能科技企业的调研，试图刻画它的发展形态、揭示它的发展规律。
第三件事是生态文明教育，我还兼任南开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的工作，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和地球人类永续发展的大事情，教育要发挥基础性、先导性作用，但实际上的差距很大。我们和清华、北大同时一起推动成立中国高校生态文明教育联盟，认认真真地在推动这项事业。
刚才你谈到“兴趣”，社会上也越来越重视兴趣对于学习发展的作用。可我觉得，在真实世界中，能凭自己兴趣作选择的机会，“爱一行干一行”的机会，其实是很少的，更多的是“被选择”。
比如，上什么学校、什么专业好像是自己在选择，其实是通过考试在“被选择”。至于做什么工作、担任什么职务，更是“被选择”，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自己的兴趣，而是以自己的素质、经验、业绩供对方选择。
陈志文：
您也并不能完全自由自在的做自己更想做的事情。
龚 克：
怎么说呢，这里大概就是“自由”和“必然”的关系吧，在某种意义上，自由是对于必然的自觉地适应。回过头来想，我真正自己做选择的一共就三件事。一是决定考大学，二是大学毕业决定继续读研究生，三是出国留学后决定回国。
我自己一路走过来，觉得重要的不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做事情，“喜欢什么做什么”，而是要适应“被选择”，“做什么喜欢什么”，努力做好自己“被选择”去做的工作。兴趣往往并不是做事情的出发点，而是做事情结果。因此，我的观察和体会是，成功的人生，大多不是“爱一行、干一行”，而是“干一行、爱一行”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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