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40人 | 孙其信：从“冷”到“热”，中国农业大学的发展与转型--中国教育在线

从“冷”到“热”中国农业大学的发展与转型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专访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孙其信

陈志文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

专访

孙其信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

现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孙其信1978年进入大学，从一个农家娃走上了农学的道路，完整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前，到改革开放发端，再到改革开放40年一个翻天覆地的变革。对于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对于中国农业的发展，对于学校建设，他都有着自己独到的感受与见解。

他认为，综合性大学开办农学院的热潮是个好事情，农学从“冷”到“热”，也加速了传统农业大学的学科专业布局调整、改造以及交叉融合，应该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来支持。

改革开放改变中国 15岁少年走上农学道路

改革开放改变中国15岁少年走上农学道路

陈志文：

您是1978年进入大学的，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也是您进入大学40年，回顾改革开放这40年，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孙其信：

2018年12月14日那天，我在人民大会堂观看改革开放40年演出时，感触特别的深。我们国家从封闭的状态到实施改革开放，全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

陈志文：

可能只有我们经历了的人，才能理解什么叫波澜壮阔。回顾这40年，您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

孙其信：

回顾这40年，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从吃不饱到物质极大丰富。对于我们做农业的来讲，这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我小时候家里在农村，吃不饱，做什么都是凭票。买粮要粮票，买布要布票，买油要油票，买手表还要工业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物质供应是极端贫乏的。

这种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少有的。英国的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中介绍，唐朝是中国最兴旺的朝代，经济几乎占到了全球的一半，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经济总量也依然占到了世界的29%。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经济总量仅为1.8%。而2017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增长到了世界的15%。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目标，到本世纪中叶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经济总量要达到世界的30%。

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轨迹。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在对外交往中，有很深刻的体会，我们能与发达国家坐在桌子上平等的对话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增强实力，增强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过去，在世界合作的评价体系上，使用的都是西方标准，也就意味着西方国家掌握着话语权。

2018年10月，根据过去几年与非洲的农业合作经验，中国在联合国总部发布了一个关于南南农业合作的评价框架体系。联合国南南合作委员会主任出席发布会时提到，中国提出的这个评价体系，将会成为未来评价南南农业合作的话语体系之一。这说明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中国发展进入变轨阶段的必然结果，也是我们努力奋斗的成绩。

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能够完整经历从改革开放之前，到改革开放发端，再到改革开放40年，这么一个翻天覆地的变革。震撼是很大的。

陈志文：

您这一代在短短40年中，可以说经历了西方几个世纪的变化，这是非常难得的。您当时是怎么走上农学这条道路的？

孙其信：

我考大学时想学的其实是数学。当时，哥德巴赫猜想在全国人民心中留下了一个伟大神圣的故事。我报考的是兰州大学数学系，后来调剂到了甘肃农业大学。

刚恢复高考那几年，也就是“老三届”的学风特别好。我入学时15岁，我们班年龄最大的33岁，但那些老同学们的学习用功程度比我们还高。他们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而我作为一个15岁的孩子，还是贪玩儿的年纪，有些事情是真的不懂。

大学第一年，哲学课听不懂，15岁是理解不了哲学的。所以，哲学是我大学考的最差的一门课，62分。数学是考的最好的，全校高等数学考试，总分120分，我考了118分。二年级以后，学习了专业基础课，才理解了什么是农学。它不是农村里理解地种地养猪，是一门学问。当时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学校里学习的氛围也特别好。本科毕业时，就觉得还没学够，想继续考研。

陈志文：

那时候读研究生的人并不多，因为大学本科毕业，国家就包分配了。您为什么会读研究生呢？

孙其信：

其实，当时家里希望我早工作，因为弟弟妹妹还在读书。我考研究生最原始的冲动，是我要当大学老师，觉得那是非常高尚的职业。为此，老师们建议我继续读研究生，打下更扎实的功底。后来跟父母亲商量了，他们还是很理解的。

在报考研究生时，我心气也是挺高的，听说北京有一所农业大学是最好的，我就报考了北京农业大学。我的导师是蔡旭，是中国小麦杂交育种的开拓者和新中国小麦育种工作的奠基人之一，在我读博士的第一年去世了。

我师母曾写信给彭真，告诉他导师去世了，并且提到，我是蔡旭生前招的第一个博士，希望领导能将我留校，从事蔡旭未尽的小麦事业。

博士毕业时，万里同志批示，请学校研究并征求我家人的意见，建议我留校从事工作。当时，我也正在联系出国读博士后，接到留校的通知后，我非常高兴，因为能在一所中国最好的农业大学当老师。留下来后，一直做教学科研工作。

陈志文：

这与现在走关系的逻辑是不一样的，那时每一个人都是出于公心。

孙其信：

是的。

农学发展迎来新机遇以新学科布局来实现新发展

陈志文：

“双一流”启动后，各高校纷纷抢办医学院、农学院，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孙其信：

我觉得这是个好现象。农学是“冷”还是“热”？从考生的角度来看，农学确实是冷门专业。

中国农业大学的综合实力在全国至少是在30位。但从高考录取成绩来看，我们在全国大概是80位，因为我们三分之一以上的专业是传统农科。甚至上世纪90年代有一段时间，我们是按照国家线降分录取的。当时社会上觉得农业苦，对农学概念也不理解

但是现在，从农业研究的拓展和企业的投资方向来看，农业现在变得越来越热。新浪、京东、阿里巴巴、碧桂园几乎全部都在投资农业。

前两天我在杭州开会时，有个小伙子一定要跟我见面，他要做农产品的冷链物流。现在依托信息技术出现的智能化农场，恰恰是未来新兴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

另外，新农村建设也是现在社会资本投资最热门的领域。第三，中央一直把农业放在了重要位置，这也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农业是我们整个国家保持稳定的基础。

京东投资10亿，进行机器人养猪。我曾去过京东的一个农牧公司，问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们说，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传统农业中，未来将有无限的增值空间。

一方面，解决了劳动力的问题，另一方面，是要实现养殖业的革命。比如猪脸识别，通过摄像头识别猪的编号，分析系统中记录的过去十天的喂料信息，并判断今天应该喂多少料，还可以检查是否患病，计算哪天出栏。

综合以上的信息，我来回答您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综合性大学开始办农学院。我认为，这反映了农学向多学科综合交叉融合发展的趋势。我认为这是好事，应该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来支持。

陈志文：

您是否感到了竞争的压力？

孙其信：

其实，各个院校的发展并不是在同一个轨道上。比如北京大学农学院，他们是以现代农业的经营、产业组织模式和生物技术为主，注重交叉融合学科以及现代经营理念的发展。而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擅长的是畜牧园艺农学。新成立的综合性大学农学院与传统农科大学恰好能形成互补。我认为，这是一个发展农学的很好的机遇，也是对传统农科大学良好的补充。

陈志文：

从长远来讲，这对补齐农村短板是一个好事。

孙其信：

是的。而且，在研究解决农业问题上，有可能综合性大学跨学科的专业团队，在未来更有潜力。在这一方面，我们是有紧迫感的。比如，清华大学如果把现代信息技术、材料技术、人工智能计算技术用在现代农业上解决农业发展潜力问题，是很有可能超过我们的。

所以，我们也在进行自我改造，着眼于农学与其它学科的交叉融合。我认为，综合性大学开办农学院的热潮，也加速了传统农业大学的学科专业布局调整、改造以及交叉融合。

为了适应技术的交叉融合，满足未来农业发展转型的需要，我们曾论证未来是否开办农业航空专业。无人机已经成农业发展中不可替代的重大技术。从大面积喷药，到病虫害检测，都需要运用无人机。无人机技术可以解决一些过去依靠人力、传统机械解决不了的问题。

陈志文：

“双一流”建设引导高校办出自己的特色，对此，您怎么看？在这一个过程中，是否需要减法？

孙其信：

“双一流”建设是我国建设教育强国的一个重大机遇和重大事件。经过“211”、“985”工程，我们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之间的明显短板已经缩短了不少。

从我们学校来看，首先提出了发展愿景。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前来中国农业大学视察时，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目标，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农业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这是更符合中国农业产业未来发展需求的一个目标，也推动着中国农业大学的转型。与世界一流农业大学不同，农业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科布局将与传统农业大学围绕农学来进行学科布局是不一样的。

康奈尔大学就是一个成功转型的例子，它最早设立时以农学院为主，而现在除了农学，工科也是它的强项。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也是如此，由农学院起家，现在物理学、计算机学、环境学也非常强，并且开始开办了医学。。

您刚刚提到是否需要做减法的问题。我认为，在“双一流”建设中，必须遵循优势原则，有舍有增。

一方面，要舍得已经非常传统的、需求量小的学科，进行压缩；另一方面，必须要进一步拓展新型学科。

中国农业大学新型学科建设主要布局在四大领域。首先是环境和生态领域，这与农业直接相关，并且是我国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一个重大需求。其次是营养与健康领域。在食品行业，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能吃的健康、吃出健康。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我们已经建成了北京市营养与人类健康高精尖中心，目前正在进行全球招聘，将涉及医学、生物学、卫生、食品、农学等多个交叉性学科。

第三是在新型农业的工业化方面。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是不可能继续下去的。中国农产品价格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很大程度的原因是我们农业经营规模小、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实现农业的工业化，中国农业是没有出路的。

最后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过去，我们主要依靠技术支撑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进步，忽略了社会科学对农村变革的支撑作用。中国农业大学设立了人文与发展学院，要强化农村社会学、法学、老年学，以及与农村相关的人文社会学科。我们很高兴的看到，此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律，一大半都与农业农村有关，这是国家的重大需要。“双一流”建设推动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平台，也必然需要以新的学科布局来实现新的发展。

另外，中国农业大学的转型，必须要从只研究中国问题，拓展到研究世界问题上来。我们上世纪80年代出国时，看到国外的世界一流大学在研究非洲、亚洲问题，当时并不明白。现在明白了。一所世界性的大学，如果视野、舞台只在中国，那么在世界上就没有发言权。所以，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也直接在非洲进行研究，如塔桑尼亚和马拉维，另外还有教授在柬埔寨、泰国、哈萨克斯坦等地。

陈志文：

中国农业大学都做了哪些减法？

孙其信：

我们对一些不是特别优势的学科，已经开始进行慢慢压缩，从招生规模到教师规模进行缩减，慢慢引导教师转型到别的方向。最近我们撤了几个学科点，如外国语言文学，陆续也撤了两个博士点、四个硕士点。

高校人才评价体系要“破”，也要“立”

高校人才评价体系要“破”也要“立”

陈志文：

“双一流”建设掀起了一场人才大战。在人才评价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去五唯”。对此，您怎么看？

孙其信：

“去五唯”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有很多政策在前期设计时，愿望是好的，但最后成为“一刀切”的政策时，就会产生异化。

我理解的破除五唯，首先，不是取消过去已经实践成功的评价体系，其改革的核心应该是在“唯”字上。比如，不管与学校有没有关系，与学科有没有结合点，就引进院士，这就是唯帽子。

其次，要完善对人才和教师的评价体系。一是，要分类评价，对不同类型的人才不能用一个评价指标体系。比如，研究社会科学的教师，用SCI发表数量来评价，就是有问题的；而对于做基础研究的教师来讲，其评价标准就得有SCI发表数量。再比如，中国农业大学很多教师主要是做应用性研究的，直接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是要解决产业中存在的巨大技术问题的，就需要根据其效益进行评价。

二是，要注重教师的学术创新能力和学术价值评价。我们现在把复杂的学术评价简单化、形式化了，放弃了对实质性学术创新的关注，这是最大的问题。国外高校在评价人才时，也看论文发表数量，但更多的是看论文的创新点，看科技成果解决了什么问题，以及国际同行对该成果的评价是什么。

另外，对于“去五唯”，我认为，在破的同时，也要立。并不是说不要院士的称号了，也不是说不要高水平论文了。

高考改革是有必要的但要讨论怎么改

陈志文：

您是恢复高考的受益者，这两年新高考改革慢慢出现了一些问题。从您的角度来讲，怎么看待现在的新高考？

孙其信：

在新高考改革早期设计时，听说过一些讨论，也研究过。高考改革是有必要的，但是怎么改，改成什么模式，是需要讨论的。

这次新高考出现了学习物理的学生数量减少的情况，产生了新的偏科。原本这次高考改革是希望淡化文理，使得学生能够更加全面的学习。但改革的结果，是最初设计时没有考虑到的。对于农学来讲，物理知识对于任何研究都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学生没有学过物理，进入大学后的分班该怎么办？大学阶段还需要补习高中物理，大学教育该怎么办？

陈志文：

坦率地讲，这次高考改革是基础教育推动的。一是，把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放了进来，加入了综合评价。但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是做不到综合评价的。二是，您提到的选科问题，最严重的是浙江，原来63%的学生要考物理，2017年只有35%选择物理，2018年是28%，2019年大概会低于20%，这是非常糟糕的。在目前中国的环境下，不加限定的让学生进行选择，这是不负责任的。

孙其信：

我觉得，目前认识到这些问题，已经是很幸运了。但如果不能及时做一些调整，可能会对中国教育制度产生很大的打击。

高校校长要懂教育要有战略思维

陈志文：

您曾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都有过长期的工作经历。对这两所学校，您分别有怎样的评价？

孙其信：

首先，两所学校在学科建设和服务国家的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1999年合校以后，一个重大的办学特色就是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得益于当时国务院批复的杨凌示范区的体制。示范区与高校，建立了一种互动同频的发展机制。在区域产业发展、实际应用研究等各方面，都有很强的特色，在国内农林高校中也是独具一格的。而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科基础更加深厚，既有很强的基础研究的前沿探索，也有国内产业的独特特色，引领着全国产业的发展。

其次，一所地处北京，一所地处西安，在区域发展的作用上也是不同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西北地区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而中国农业大学在华北地区的产业、技术上的示范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包括人才培养。

另外，中国农业大学在国际舞台上的机遇更大一些，所以其未来的发展将在国际视野下来进行布局。

两所学校发展的起点和未来的重点不太一样，但两所学校的文化有非常好的共性。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文化就是解决农业的实际需要。而中国农业大学有一种文化，叫做“敢为天下先”。

所以，中国农业教育、科研的很多开创性领域都出现在中国农业大学，未来也将如此，包括开创新兴专业、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学科的交叉融合等等。

陈志文：

您从学生、教师、副校长、校长，这一路走来，您有怎样的感受？从教师到校长，您觉得最大的挑战和变化是什么？

孙其信：

做高校校长，首先得懂教育。懂教育和当老师，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教育是一个培养人的过程。作为管理一所大学的校长，要想明白，学校要往哪个方向走，怎么才能够办好？这需要大量的教育理论、方法来支撑。

第二，从教师到校长，战略思维需要变。作为校长，有很多事要做，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要在战略上做出误判。对于大学的发展进步来说，战略上领先一步，比战术上的改进，所能赢得的空间要大得多。

什么是战略？一是，要考虑社会对教育提出的新需求。如果大学发展走在了社会进步的后面，就会被淘汰。二是，要遵循教育发展的趋势，如果逆趋势办学，早晚会走下坡路。三是，也必须关注教育本身的内生问题。

我认为，校长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谋划学校发展的战略上，要时刻盯紧社会进步中的变化，把握教育发展的未来趋势，以及世界科技发展对教育教学带来的挑战和需求。

陈志文：

您现在还做科研吗？

孙其信：

科研只能放在业余时间了，大概95%的时间还得放在学校管理上，很少有时间能换挡。但也还是希望能够做一点，做了几十年，突然断掉还是很可惜。

陈志文：

您对中国农业大学未来的发展，有怎样的愿景？

孙其信：

我希望能将中国农业大学办成一所能够满足国家重大需求，能够适应和引领中国农业教育和科技发展未来趋势的现代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