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改革开放40年，我最想说的就是感恩，从心底里感恩。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40年，就没有我的一生。这40年的时间里，我印象最深刻的转变就是到德国留学。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们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出国。

上世纪60年代，我受益于陈毅同志主持颁发的“高教60条”，1961年本科毕业后被推荐读本校的研究生，并于1965年毕业。之后经历了十年文革，1978年，全国首次选拔100名留学人员，50名去美国，50名去德国。当时，我选择了德国，并且放弃英语考试改学德语。那年暑假，我自己跑到上海外国语学院，硬是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啃”下来一本德语讲义，并且最终在江苏省考了第一名。当时，江苏一共有两个人考取了留学资格，我是其中之一。随后在1979年我被派往德国亚琛工业大学进修,后来又攻读博士学位，并且拿到了洪堡奖学金。毕业后我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位电子学女博士。

实际上，留学给我最多是自信。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可以做事情了，只要我肯钻研，就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

留学回来后我就做了一个决定，坚决把我的研究领域转向了生物电子学。1984年，我在东南大学创立了生物医学工程系。我觉得，这对于国家的发展更有意义。但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人做这一方面的研究，中间的经历可以说非常曲折，也承受着来自各个方面很大的压力。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讲，走过的每一步都非常不容易。

对，有一种一直在战斗的感觉。我很感谢当时几位老院士对我的支持，包括我的老师，他们中有些人现在不在了，我一直很感谢和怀念他们。

改革开放可以说是给了我一个来之不易的机会，给了我一个春天。我总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有很多同龄人没有得到我这样的机会。

也是因为当时的境遇，让我知道这个机遇是很不容易的，要珍惜。我之所以会有一些成就，是因为历史把舞台给了我。其实，我的老同学里有很多比我更优秀的人，只是我把握住的机遇更多，更珍惜更努力。

没有。我的人生做了很多的决定，但全部与名利无关。教育部给我提供了一个舞台，我的眼界更开阔，拥有了国际视野，让我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和愿望。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神经教育学的目的是教育，并不是从事神经科学的基础研究，而是从事转化研究，是将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教育实践中。我之所以关注神经科学，是因为事实证明“神经科学”对教育有着重大的影响，这将对于我国调整早期教育政策有积极地作用。只有了解脑神经科学、了解儿童脑发展的规律与特点、了解儿童是如何学习的，才能找出科学的早期教养方法和途径。

我们必须重视早期教育，这是对的。但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绝不是指让孩子早些认字、背诗、读英语，更不是把小学的课程提前教给幼儿，这绝对是个误区。我们要根据儿童脑自身的发展变化规律，适时地对其进行开发、教育。

我认为神经教育学的出现有助于我们接近人脑的发展规律，在实证基础上来研究人的发展，从而研究教育规律。作为灵魂的工程师，教育实质上就是在建构人的脑。对教育者而言，正确地认识脑的发展规律，才能知道如何正确地“因脑施教”。

另外，我认为教育现代化的核心因素是实证性教育研究方法的确立。这也是让我自2002年卸任后回到科学研究前沿，探索脑神经科学的一个原因。我国的教育应进入实证性研究的新阶段了。我们的教育长期以来就像从事医疗的医生，在实践中积累了许多智慧和经验，但这些仅是来自个人的智慧，而不是基于现代实证科学的研究。

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医学和教育学这两门学科的相近性，这两个领域和人的关系最为密切，它们服务的直接对象是人。到目前为止，这两个领域的工作主要也是靠人与人进行面对面交流来实施的。医学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生在大约200年以前，它的核心因素是引入了现代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和知识体系，吸收了生物、物理、化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手段，保障了医学研究的系统性开展。有了比较可靠的评测方法和仪器，来自医学实证研究的知识和经验才能够积累和传播。医学在此基础上得以迅速发展，人类因此而大大受益。

教育学相对于医学来说，由于涉及的研究对象是坐落在脑中的、发展变化着的心智，因而更为复杂。从医学现代化进程中可以明晰，个案创造的实际经验很难发展成系统的、可靠的科学概念，没有统一的科学概念和知识体系，知识就很难积累和继承，也无法通过现代的学校系统予以传播。所以，要通过对教育大量的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归纳出教育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因此，我一直倡导进行基于实证的教育研究。

脑科学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成果转换太需要普及。我是以一名普通高校教师的身份来做脑科学的科普的。脑的建构是基因和后天经历不断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有些区域突触的优化主要取决于幼儿早期的经验；成人的大脑突触要少于儿童，减少的过程也是塑造脑的过程等。实际上，儿童早期教育的加强就是脑神经学家们提出来的。但是，现在能够真正在脑科学方面培训教师、真正能编教材的人才太稀缺，必须要发动脑科学领域更多的科学家加入到科普行列。

同时，很有必要纠正目前社会上关于脑发育的偏见和被过度消费歪曲的内容。社会上流传的很多说法都是对脑科学的误解：如幼儿记忆力最佳，越早背书记得越清楚；要求幼儿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要样样学、样样精等等。这些论调在社会上泛滥，可见我们的科普面临多么紧迫的局面。更有甚者，现在已经有很多科学仪器进了课堂，监控孩子大脑的动态数据，甚至利用相关数据与公司合作，在没有科学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去影响孩子的脑，这样做是很糟糕的。我们必须要保护好孩子的隐私。

儿童的早期发展，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要重要得多，要对家长科普脑科学。因为家庭的教养环境是儿童出生后接触到的第一个“学校”，家庭的影响和责任是不可替代的。

我在多年前曾编著了《0～3岁孩子家庭教育的8个关键点》一书，帮助广大家长科学引导幼儿的生长。科学证明，0-3岁是大脑发展的最关键时期，大脑容量在5岁时已经发育了90%。

现在家长都已经知道了早期教育很重要。但是，养育不仅仅在于“养”，更在于“育”。儿童早期发展并不是指单纯的知识灌输，重点在于带着爱的语言和非语言的互动交流，让孩子在“玩”中探究周围的世界和人。

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信息迭代日新月异的大环境下，教育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2017年9月，我曾在浙江大学召开的“双清会议”上讲到，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脑与心智关系的两元论被摈弃。人们可以基于行为科学和神经科学来进行有关人智能发展的实证性研究。它可以为人工智能发展的研究，为神经教育学提供科学基础。

现在小学的孩子，他们未来60%从事的工作是什么？我们现在并不知道。未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依据海量的知识储存和快速的算法，将会取代人类的许多工作。只有人类经由实践升华而得来的智慧与创新才是不可被替代的。

那么，我们的教育，到底要教给孩子什么，到底是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将是教育面临的最核心的问题。我们已经无法单纯地沿袭旧有的分科教学模式。如果依然按原有的方式对孩子进行填鸭式知识教学，不鼓励孩子去探索、去体验、去自信地解决遇到的问题，那么三十年后孩子们可能找不到工作。

我们要做的，是着重培养孩子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教育的真谛，就是当人忘记一切所学之后剩下的东西。知识、理论可能会忘记，但浸入心脑的科学方法、科学思维、科学精神却能长久留存。现在流行的STEAM教育的核心就不是强调学科的分工，而是要培养跨学科的综合能力，是要教给学生有结构的知识和建构的能力。

教育者还要特别关注早期经验对社会情绪能力的影响。人的认知能力不仅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知，脑的认知中更重要的是对群体和个人（自己和他人）的认知。因此，社会情绪能力同样对人的行为和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还应该培养孩子的“同感”能力（同理心）和执行功能，它是社会情绪能力中的核心能力。决定人一生幸福和成功的不是IQ（智商），而是他的社会情绪能力。

在营养不良和安全侵害之外，忽视和冷漠的生长环境，也会对幼儿的发展造成很大的伤害。童年的情绪性创伤，不仅会影响其本人一生发展的轨迹，而且会通过行为和“生物嵌入效应”发生代际传递，将不利影响遗传给他们的后代，甚至是好几代。有数据表明，中国有4000多万留守儿童，他们在青少年期乃至成人阶段出现各类心理问题的比例，要远远高于正常家庭抚养长大的同龄人。

现在大家通常关心的只是幼儿成长所需要的物质保障，却不知道婴儿一出生就进入了脑建构、感知和情感建构的关键期，绝不只需要物质上的保障和支持，更需要享受快乐、爱抚，建立人与人之间社会联系和进行学习的良好社会氛围，以支持脑的发育，为其一生的精神健康打下基础。

此外，我们还要注重培养儿童的决策能力。在人的智能中，最重要的是决策智能。在培养人的能力上，教育应围绕培养知情的决策者这个目标，特别是建立在科学概念和模型上的直觉决策能力。其中要特别注意科学教育在培养决策能力上有特殊的功能。

现在，科学教育非常非常的重要，但要基于脑科学。科学教育是为了培养一种思维方式或者生活方式，the way of thinking, the way of living。未来世界的变化速度我们几乎无法预测，所以，必须要让下一代人有批判性思维，要有问“为什么”的能力，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自己寻找答案。

科学教育要围绕核心概念进行学习,帮助学生学会探究,也就是学会提出问题,设想解决问题的方法,然后通过实验、实践去寻求解决的途径或答案。

是的，并且也一定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这就是探究式的方法。前面提到科学教育对于决策能力的培养有重要作用。其原因就是科学教育能够培养孩子用探究式的方法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这对决策能力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