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家:
北大比较有名,但人家劝我北大太难考了,家里人也不太赞成,觉得我还是在上海比较好。最后我还是留在了上海。实际上复旦大学对我的一生非常重要,改变了我对很多东西的认识。
复旦大学本来是没有名气的,1952年院系调整后,很多有名的教师全都过来了。在复旦我意识到,在大学里上大课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小班课。当时复旦的小班课是习题课,由助教来带,给同学们解答问题,同时也出一些习题给同学们做。
杨福家:
复旦给了我很牢固的基础。给我们上课的都是很有名的教授。比如,一年级讲普通物理学的王福山教授,二年级的周同庆教授,讲数学物理方法的王恒守教授,还有卢鹤绂教授等。
卢先生对我的一生影响也很大。他四年级的时候给我们上课,鼓励大家提问题,启发我们独立思考。有一次上课时,我提出来他一个公式写的不太妥当,他说回去再查一下。后来,他请我到他家里说,你讲的是对的,下次上课我会纠正,一点儿都没生气。这就是大师风范。
他也是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给我出的题目非常难,最后没有做出来。后来其他科学家做出来了,而且拿了奖。但卢先生说,做了这个题目,对你来说就是最重要的。
杨福家:
第一,复旦的老师特别好,讲课讲的非常精彩。如上所述,院系调整后,复旦来了许多杰出教师。带我们习题课的助教们也非常好,好多人后来都成为了教授。
第二,复旦的治学精神非常好。“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是复旦大学的校训。我最欣赏的是每一句话中的第二个字,博学的学,切问的问。学问、学问,是学习问问题,而不是学习答问题。
杨福家:
这要感谢邓小平。建国后,中国留学生一般都派往苏联,我哥哥就是在苏联拿的博士学位。在中苏关系破裂后,邓小平同志就讲了一句话“往西方派”。现在听起来很自然,但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我被选拔为第一批派往西方的候选人,集中到北京进行英语培训。一开始许国璋考我们英语,结果没有一个人及格。他说,如果我们想要通过英语考试,不要说半年,两年能通过就不错了。后来我同来自北京大学的陈佳洱讲,我们的英文不见得就像他说的那么差,我俩约定从第二天起就只讲英文,不讲中文。最后,我们两个都通过了,我去了丹麦,他去了英国。这个机会应该说是邓小平给的,是非常了不起的。
杨福家:
我觉得自己有这样的机会很不容易,所以经常连夜做实验。玻尔实验室的分工很明确。有一次我要熬夜做实验,担心仪器坏了没办法修。管仪器的同事就给我准备了6台。
我在丹麦玻尔实验室的第一年主要是与丹麦人Per Rex Christensen合作,做出了很多成果,得到了玻尔教授的认可,邀请我又延长了一年在丹麦的时间。玻尔教授也非常鼓励我们提问。
第二年有位美国科学家提出想加入我们。我报告给了大使馆,大使馆同意了。但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我放弃了在合作成果上署名,那位美国科学家非常感动,他觉得主要工作是我做的。这件事也为我以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他任职于美国武器研究院,后来主动向我发出了访问邀请,促成了中国代表团对美国武器研究院的两次访问。
1983年的那一次,氢弹之父于敏也去了,那也是他唯一一次出国。我们一共去了6个人,他们有60个人陪同。美国武器研究所里有一个基础研究部。我一开始很奇怪,做基础研究的人又不搞武器,为什么要请他们。后来了解到,在基础研究部的科学家可以搞自己的基础研究,唯一的要求就是在讨论武器时得听着。这也就是美国武器研究所的高明之处。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提出来的意见,搞武器的人是提不出来的,这些意见能从根本上提高武器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