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发学生成长潜能 搭建多元化发展平台
“以学生为本”是教育永远不变的道理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从您自己的经历来讲,您对这70年的中国教育发展有什么样的感触?现在我们的教育还存在怎样的问题?
我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我们这一代读书的经历,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该玩的时候玩儿了,该读书的时候读了。也是因为正好赶上了不同的几个阶段。
目前,我觉得是社会对教育太关注了。家长们往往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让他们读太多书、培养太多兴趣,这不是孩子正常的自然成长过程。小孩子的天性就是玩儿,我们应该尊重这一点,然后到了该读书的阶段,他就会想读书。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教育首先要尊重人的成长规律。
未来,中国的发展更需要具备原创能力的人才,而不是模仿能力很强的人才。那么对教育来讲,就要保护孩子们的原创能力,不能过分依赖分数,这是非常重要的。而原创能力不是在高中才拥有的,很有可能是在孩子三五岁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很容易被认为是异想天开而被压制了。其实,保护孩子的好奇心很重要,发明创造都是从好奇心开始的。这可能需要在教育的评价制度上进行一些改革,关注学生10年、20年后做什么。
现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概念越来越多,前些年讲英美教育,最近两年讲芬兰教育,现在又讲未来教育,您怎么评价这些概念?
从教育本身来说,我觉得这都是一回事儿。所谓未来教育,就是把信息化融入到教育中来。但是我认为,无论如何,所有的技术从根本上来讲,都是为教育服务的,教育才是“本”。现在,有些教育概念把技术装备作为了最重要的东西,这是错误的。“以学生为本”,这是永远不变的道理。
所有的技术手段,都应该首先是有利于学生们的成长。
对。无论教育做什么样的改革,都要有利于学生的成长和个性化发展。
我觉得对于学生的培养,最重要的是引导他们有自己的思考和想法,然后由他们自己去进行实施,这是教育最重要的环节,而不在于硬件一定要达到怎样的程度。事实上,我们现在很多中小学的硬件设施都非常地好。但是,如何使用先进的硬件设施去做好教育工作,却是最需要思考的问题。
其实还在于教育的基本理念。就如当时的西南联大,在条件非常艰苦、所授知识也相对有限的情况下,还是培养出了很多大师,因为西南联大首先培养了学生的学习能力、思考能力和思辨能力等等。
素质教育存在于教育的各个环节
这些年,大家对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讨论一直没有间断,您怎么看两者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不是对立的,传授知识和适当的考试都很重要。我们需要探讨的是传授知识的方法和考试的难易度如何更科学、合理,让知识活学活用才有意义。
我一直认为,素质教育也存在于教育的各个环节,当然也存在于考试之中。
比如,我出一道关于基因的考题,如果我考某个基因工程名字,意义就不大,学生知道就知道了,不知道就瞎蒙,但如果我要求学生选择一个提高农作物产量的方案进行说明,这就不一样了。
实际上,这是不同的考试理念。
2014年,上海新高考改革启动,您如何评价上海这一轮的新高考改革?
首先,这次改革从学生评价入手,这是对的。其次,我认为高考改革的关键是怎么考,需要关注学生的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关注学生对知识的活学活用,重点还是在于考试本身,尤其是如何命题。我认为不应该出偏题和怪题。一味地追求试题难度,容易使教师授课出现偏差,增加学生的负担。对于高考改革来说,还是要更关注人的发展。
近几年上海的高考改革还是比较平稳的。目前看,高考改革也不需要再做大的调整,只是一些科目的考试时间需要再探讨,考试时间跨度不必拉得太长。
现在大家对“减负”的关注度比较高,您怎么评价?负担的来源又是什么?
我认为减负本身不是一个命题,或者说是一个伪命题。对一个人来说,负担重或者不重完全是主观的心理感受。一个喜欢游戏的人,打几天几夜都不觉得累。一个不喜欢学习的人,学几分钟就觉得是负担。
从另一个角度看,负担是和期望值相关的,期望越高负担必然越重。但如果是学生喜欢的事情,从主观感受来说,对他就不是负担。
是的。学生对于自己喜欢研究的东西,可以没日没夜、废寝忘食地搞,这就不是负担。
我们应该是减去那些无效的负担。
对,非要强迫学生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或者说非要学生在自己没有天赋的事情上达到某个目标,这可能就是负担。
在此基础上,也想跟您探讨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的基础教育非常强调均衡,但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就成了一个问题。您对此怎么看?
我认为,我们不能放大对教育功能的界定。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拔尖创新人才;第二,哪些学校能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我总感觉,创新能力不是培养出来的。
对,可以说创新是一种天赋。
把上师大附中办成一所现代大学附中
2008年您就任上师大附中校长。十余年来,您给上师大附中带来了哪些改变?
首先是对学校理念或者文化的改变,上师大附中是一所非常人性化的学校,是一所不唯分数论一切的学校。从育人的角度看,每个孩子的潜能不一样,学校要为孩子提供一个多元化的平台,激发孩子各方面的潜能,让其得到更好地发展。
我们在探究育人的本质,但是也要面对现实,还是要分数。但是我跟老师们讲,上课要有效率、做题要有效率,不能稀里糊涂铺天盖地的让学生做卷子。
您来到上师大附中后提出要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来评价学生,并提出建立“中学生成长包”,您是怎么考虑的?
如何落实学生自主发展,一直是学校在素质教育推进落实过程中的一道难题。我在上师大附中提出的“中学生成长包”,从引导评价而开创了多元评价体系,使学生得以自主感悟行为规范;再从深化发展的研究型课程和校园平台,让学生得以自主选择。
我的这一想法最初来源于老师对学生的评语。学校对学生的评价实际上比较缺失,老师简短的评语有时候并不能反映出一个学生的实际情况,而且比较想当然,学生没有发言权,家长也没有参与权。我希望老师能把孩子平时表现好的地方或者发生问题的地方都记录下来并进行分享,能够对学生的成长有个过程性的评价,每个学生都有一个成长包。另外,我认为既然是学生综合性评价,那就应该突出学生这一评价主体,给学生和家长以话语权,学生可以进行自评,家长也可以进行评价。
“中学生成长包”结合学校办学理念,突出评价体系主体,围绕学生的自我诊断、自我设计和自我修正三个方面,囊括了各项主题活动,并侧重于注意学生自身发展和评价过程。例如在红五月歌会、寒暑假社会实践等主题活动中,学生自己、同学、老师和家长都对学生们的表现给出了评语和寄语。
在学生评价体系运用之后,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学生评价过散,缺少评价标杆性。为此,我们做了一个课题——“中学生立体形象”,将评价从空洞的说教变为清晰地提醒学生反复思考自省。该课题涉及德智体美劳几个方面,模范的中学生形象应是从能力、智力到体力的合力发展,并规制各项“力”中的行为规范准则。如果说“中学生成长包”最初为学生发展性评价开辟了先河,那么“中学生立体形象”不但丰富了以往单以主题教育和学术成绩所搭建的平台性评价,还成为了标榜性的评价标准。
未来,您希望把上师大附中办成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我希望把上师大附中办成一所现代大学附中。一是有些大学预科的特点,尊重学生的兴趣爱好;二是让学生们对于科目的选择有更多的主动性。我觉得,让孩子们学会选择很重要。上师大附中提升实力的目标,就是为学生们提供更多的选择平台。
关于“现代”二字,我认为在教育领域有两层含义:一是教育必须走向国际,追求国际化,进行国际交流,适当引进并消化国际课程;二是信息化,一方面是丰富线上学习资源,另一方面是实现学校管理的信息化。
我也希望在教育的过程中推动知识的相互融合,这也是我们实行书院制的原因。目前,我们还在一个相对较浅的层次,分别打通了文史哲和理化生,但对有些学生,我更希望他们文理都能打通。我想在上师大附中为学生们打下知识融合的基础。
另外,我希望上师大附中的学术氛围浓一些,我希望我们的学生和老师们都能朝这个方面去奋斗。我想,这也是我们学校的愿景之所在,至于能够实现到什么程度,是没有止境的。
校长既要提出发展愿景
也要脚踏实地的干
您觉得,一名合格的校长需要具备哪些素质或者条件?
首先,要具备对学校发展前瞻性的思考,要为学校的发展提出一个愿景,我们要建成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否则大家都糊里糊涂的。我担任上师大附中校长的这十年,提出了两个五年规划。
实际上是学校的规划或发展路线图。
对,提出愿景后还要脚踏实地地拼命“干”,校长要带头深入一线,用实际行动去感染教师、感染学生,让他们感受到校长为了学校的愿景在尽心尽力地付出。
其次,校长要尊重人性,提倡人文关怀,这是管理的基础。无论是对教师还是学生,校长要学会倾听,让师生感觉到校长很尊重他们、了解他们,这种尊重是相互的。比如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针对教师工作的特殊性提出的弹性工作制。
我特别明白您说的人性,就是互相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
对,这是相互信任和理解。第三是强调规范,要有规矩和底线。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作为一所学校就更要有“规矩”。但我们的底线不一定很高,会给老师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比如,老师们可以在家里批改试卷,但是要把任务完成,如果完不成还出去玩儿了,那就是破底线了。
我觉得带队伍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让下属对你信服,信任并佩服。
这是一个方面。我经常跟人讲,校长这个职业是不可能做一辈子的,但教师这个职业是可以做一辈子的。我与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是最放松的。
您喜欢别人称您为校长,还是老师?
叫我老师就行。这样,我就有底气,敢说话,敢为自己而活。如果有一天我不做校长了,我就去做老师。
您做校长11年来,如果请您给自己打分,满分是100分的话,您会给自己打多少分?
从目标实现的角度上,我给自己打75分,因为还有很多目标没有实现。校长的角色定位比较复杂,要讲一点儿学术,也要能找人找钱,还要会处理人际关系。
我觉得,您在做事上一直没有脱离一线,在做人上是从大家的角度考虑,尽量用信任进行宽松的管理,使得大家对您都有一种信赖。
对,是信任和宽松。谢谢您。
家庭环境是影响孩子成长的因素之一
您从小在上海长大,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您觉得家庭和小时候的成长环境,对您有些怎样的影响?
我爷爷是做生意的,父母毕业于北大。我从小跟着爷爷奶奶在上海郊县长大,到五年级时才回到父母身边,我还有个妹妹一直跟在父母身边。小时候,爷爷奶奶不太管我,所以我从小独立性比较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什么约束,这也养成了我现在的性格,习惯了一个人去面对。那时我们下午三点多就放学了,作业也不多,面对整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从小跟田地土壤打交道,我小时候所有的乐趣也都在于此。
您小时候应该胆子很大。
是,想做什么就去尝试一下。1976年,我小学五年级时,回到了父母身边,那时候讲学工学农,也不怎么读书。初中时我进了上师大附中,文革也结束了,大家开始对学习非常重视,学习氛围非常浓厚。初二的时候,学校组织了一次考试,按成绩分班,我们那一届有九个班,我被分到了三班。父母得知后,跟我谈了一次,觉得我的成绩不是很理想,我自己也知道开始努力了,期末考试就考到了二班。高中也升入了上师大附中,作为市重点,当时我们那一届只有50多人考上了。
那时高中是两年制,高一我又放松了,高二时父母又跟我谈了一次,讲到读大学的事,我便开始努力,天天跟大学生混在一起。好处是能跟大学生随时讨论问题,不好的是大学生的业余生活很丰富,我多数时候也会跟着去。因此,我往往是晚上6点钟开始自习,8点多钟去看球赛。这也养成了我非常讲效率的习惯,因为必须在两个多小时里把所有作业完成。这个习惯到现在对我还是有影响的,我做事情时,要么就认真做,要么就不做。
您大学时读的生物专业是您心仪的专业吗?
我们家是化学世家,我父母都是搞化学的,我妹妹也是搞化学的。我化学也还不错,也不用怎么复习,总能考80多分,是很喜欢的。但是我从小身体不太好,父母觉得化学接触的有毒气体比较多,就让我学了生物。所以,读生物是遵从父母之命。
您觉得家庭因素对一个人的成长影响有多大?
我觉得,家庭因素对人的成长有影响,但是也要看机遇。
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大学毕业以后回到上师大附中当老师,在30岁时,学校的学生处主任年纪大了,要推选新的主任。但因为文革,学校的干部出现了年龄断层,就推荐了我。一开始我不想做,但当时潘校长对我讲附中需要我,潘校长是我中学时的数学老师,他既然这样讲,我就做了,而且做得蛮认真。我既然干了,就肯定要干好。
我现在对学校干部强调的第一件事,就是干。我现在还坚持上课,也参与命题和审题,是为了告诉大家,我这个校长是土生土长的,从未脱离一线,而且水平也不差。
家长要为孩子选择最合适的教育
教育其实是多维度的,学校教育是一方面,家庭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您对家长们有哪些建议?
首先要把自己的孩子当“人”看,要尊重孩子。有些家长对孩子是物质上满足一切,但精神上要求很高,非要让孩子在学业上达到他无法达到的要求,这就是不尊重。其次要会倾听,学会跟孩子沟通,了解孩子的想法,跟孩子一起探讨他未来的人生,而不是一味地给孩子做各种规划。第三是通过孩子的言行关注孩子的心理变化。第四是营造健康的家庭氛围,为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
身教大于言传。现在家校关系有时会出现一些问题,从我的角度来看,有些问题的决定性因素是在家长身上,而不是学校。
这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现在学生在社会上发生一些事情,有些媒体往往会曝光学校,这会让大家潜意识中认为是学校的问题。我觉得,媒体工作者应该注意一下这个方面。
另外,老师也要加强对学生心里变化的关注,心理学是教师的基本素养,要运用在平时的教学管理中,与学生和家长构建良好的沟通交流方式。与学生沟通时,要尊重孩子的个性,用适当的方式进行教育;与家长沟通时,要考虑到孩子的家庭情况、父母的工作情况,摸清楚父母的想法和要求。当然,老师也要把自己对孩子的判断和观察与家长进行沟通,必要的时候也要对家长的一些观念和目标进行校正,老师有时候就是学生和家长之间沟通的桥梁,这可能是家校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点。
您怎么看“择校”现象,可以给家长哪些建议?
现阶段看,家长的择校心态还是非常严重的。上师大附中曾经举办过校园开放日活动,目的是让孩子、家长了解学校,同时学校也可以了解孩子,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我建议家长首先要了解自己的孩子,再去了解学校,放平心态多方考量,为孩子选一所适合的学校,这是择校的关键。
我很赞同。现在很多家长在择校时缺乏正确的认知和观念,很茫然,主要看的还是升学率或者是经费之类的。
对。但实际上,在上海,升学率现在很高,升学机会其实并不是最重要。与此同时,也要改变现在社会上一些观念,要尊重各行各业的不同技术工种。
这也是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我们国家还没有达到相应的程度,但也是有所转变的,比如服务员的薪酬开始涨了。
目前来看,我们还需要有一段时间来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