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基础教育教师队伍的变化印象深刻。这几十年来，教师的专业程度有了很大变化。我刚毕业参加工作时，是我们学校所有物理老师中的第一个本科生。另外，在过去，老师们往往面临很多现实问题，比如，有些老师是当初来插队的知青，他们除了教学还要务农。

记得我三十几岁刚做校长时，对很多事情不了解。在管理老师考勤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我们学校有一位男老师，是班主任，教学也不错，但是每天很早就回家，考勤分数总是很低，我觉得有问题。没想到去他家一看，两个孩子都有残疾，妻子身体也不好，家里还有几亩地。这件事让我印象深刻。

我意识到，做教育要关心到每一个人，如果我没有关心到每一位老师，那怎么能让老师关心到每一位学生呢？我后来调整了考勤管理规则，大家了解到这件事情后，都觉得应该互相帮助。

是的，我们那所乡村学校后来出了很多优秀的人。我在建平中学也讲过，学校有很多考核教师的指标，但是我叮嘱大家不要在意这些指标，用这些考核指标去评价老师更要谨慎。因为这些指标有时会与培养人发生冲突。

让考核指标服从于学生的成长。这是我在教育中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我们需要这些指标，但是不能唯指标。教育最重要的不是要管住一个人，我们要培养学生对他人的关心。

是的。我在华东师范大学东昌中学时提出的学生观是，相信每一位学生都有学好的愿望和能力。教师观也是一样的，相信每一位老师都有把教学做好的能力和愿望。

与过去相比，今天的教师专业程度更高了，老师们可以专心教学，基本上没有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在这样的氛围中，如果老师不想把教育搞好，那症结应该在管理方式或校长身上，是老师对于学校管理或校长的不认可。

建平中学也招聘了来自清华、北大、复旦以及交大的毕业生。我觉得要从不同的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师资需求。过去我在其它中学并不追求名校的毕业生做教师，但今天在建平中学还是强调要招聘名校毕业生，当然不排斥其他优秀毕业生。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建平中学的学生本身素养非常高；第二，今天对于孩子的培养不再是单学科的，而是尽可能要进行跨学科培养。

其实，我们不是要招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而是要招综合能力强的人，初衷是让更优秀的人培养优秀的学生。

是的。

我觉得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术”，比如教学能力、管理能力、学科专业水平等。做一个好校长首先要做一个好老师，要具备很好的教学能力，否则难以服众，其他诸如学校管理等都可以慢慢学。

没错。另一方面是“道”，归纳为两点就是气度和公心，为人处世要有一定的气度。当然，这两个方面也是连在一起的，公心第一的人往往心胸气度也大。

我在学校干部的会上经常讲，如果学校办好了，哪怕校长天天不上班，大家也会说，这是个好校长，社会也会对他有好的口碑。所以我告诉大家如何做哪些事，做的有多辛苦等不用汇报，我有自己的判断，但工作中遇到困难或疑问可到我这里交流，我们一起突破。

是的。我们有时也会纠正教师的一些偏差。了解我的老师都认为，我平时做事对人要求比较高、也有点严肃，但是可以交往的，做事在规则的价值取向内也会灵活处理。

对。在采访之前，我正在和一个青年教师交流，她担心做不好班主任，不知道怎么去管理。我告诉她首先要管理好自己，自己管好了，班集体也就管好了。虽然讲的比较粗，但是聚焦起来就是定好方向，自己做好，然后做好学生的教育、服务与指导。

第一位是上岗的第一所学校的董校长，今年他已经80多岁了。董校长是上海市区人，上世纪50年代初支援农村建设，先是被分配到祝桥，之后又到了东海，干了十几年，最后又回到祝桥中学做了教师，1985年起在祝桥中学担任了近13年校长。他在农村学校兢兢业业工作了几十年，将严谨治学之风从市区带到农村，将自己毕生精力献给了农村教育事业，无怨无悔。

作为一所极其普通的学校，祝桥中学能走出一批优秀教师和学校管理干部，让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孩子取得良好成绩，拥有浓厚的学习氛围，我认为这得益于董校长几十年无私奉献，以及兢兢业业、一身正气的工作态度和所营造的氛围。我非常敬佩董校长。

是的，我刚到祝桥中学的时候，学校的文化还不是这样的，是董校长担任校长的几年之后才逐步形成的。

还有是曹杨二中的王志刚校长，也是我的导师，学的是物理。我非常欣赏他系统性的思维方式，他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全部摸排清楚后，才会系统考虑如何去处理。我对一些事情的处理方式也受到了他一定的影响。

还有是张志敏校长，我们一起做过校长培训基础，他是主持人，我是副主持人，与其说我是副主持人，但我更觉得是“学员”。张校长是学语文的，我们在一起的几年时间，我跟他学习了很多。张校长在事业上认真思考和踏实研究的工作态度以及以身作则的工作作风都当让我印象深刻。他为人很低调，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倾心付出而不求回报。这也许是他看上去特别年轻的原因吧。

当然，上海还有许多杰出校长，我都与他们有较多的接触，并在交流中向他们学习，如仇忠海、刘京海等校长，他们都是我特别欣赏和尊敬的校长。

在做人做事上，我会首先站在他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是的，我比较注重平等。如果一位年轻老师来找我，谈工作，我们会坐在办公桌前，请教问题或者寻求指导，我们一定会坐在沙发上。

没错，每到一所学校都是我一个人去，通过自己对这个学校分析与把握，在继承中提出学校发展思路，去扎实推进学校治理。我觉得，对我挑战最大，也促我的成熟最快的，是在周浦高级中学，是一所比较老的学校。

当时我三十七岁，是抱着如果做不好就回去继续教学的心态，孤身一人去赴任的。教育局领导想给我调两个助手，我没有同意。

是的，非常复杂。有很多领导问过我，赵校长，你压力大吗？我说，不存在的。

我从没想通过学校获得什么，比如荣誉、晋升等等，只是想把学校做好。我是奔着做教育来的，每天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贡献自己的智慧就可以了。至于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那是别人来评价的。

对，这可能是我工作上的一个特点。

是的。我一般来说，不太会去想多要什么资源，给我多少资源，就用这些资源把学校办好。过去在农村学校，为了解决资源紧缺问题，办厂筹经费，与市区的学校联系要支教老师，解决人员不足。在祝桥中学时，我做了两件事，一是拓展校办企业，二是办综合高中，增加了中专班，从浦西引入中专的教师资源。后来调我去周浦中学，首先解决的也是经费资源不足的问题。

对，只要有相关的政策环境，实际上校长们可以自己去解决一些问题。

没错，违反规则的事情我不会去做。我在农村学校的时候，很多孩子家庭非常艰苦，尽管有的学校依“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之理违规收费，但我是严格禁止向学生收取任何违规费用，这是我的底线。

我家在农村，那时候考不上大学是正常的，考上了是不正常的。所以高考结束后第三天我就出去干活了，在一个砖瓦厂搬砖，先把砖搬上船，再挨家挨户去送。我一个假期都在做这个，晒得黑黑的，掉到河里好几次，蛮有意思的，通知书来的时候也没有很激动。

考上大学的消息，是班主任打电话来通知到村里的（那时只有村委才有电话），但我那天不在家，在船上搬砖。两三天后，堂哥说，前两天村里接到学校电话，让我去拿录取通知书。但我当时也没去拿，因为还要出第二船。回来后，我才去找班主任拿通知书，他问，你怎么才来拿，别人早就拿走了。我说，正好干点儿活，挣点儿钱去上学。

因为家庭原因，我不能读高中，在读初中时，也时不时下田地干活，后来，在初中老师的介绍下，在一个上海某学院中跟着一个胡老师学舞台美术，每个月去几天。这对我的影响很大，舞台美术涉及了很多学科，比如物理学、美学、木工、电工、油漆工等等。我本来想一直跟着他学，正赶上1977年恢复高考，胡老师跟我说要回去好好读书备考，将来才能参加大学统考。

之后，我就开始全身心投入了学习备考，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考上了一所区重点中学理科班，读了理科，后来高考时考到了上海师范学院物理系。其实，中学时化学还是非常好的，班主任让我报化学和医学，我没同意，还是喜欢物理。

物理学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当遇到某个客观事物时，必须要思考的非常全面和清楚，才可以通过概念用模型或者算式表达出来。所以物理对我的影响是，在处理事情时思维非常严谨。我的大学老师曾经给过我一个评价，他说我想做每一件事时，一定要想的非常明白，想通了才会去做。

我孩子是2005年上的大学。我对她也没有很特别的要求，从考高中到上大学，我没有一点儿担忧，很轻松。有一次她跟我讲，老爸你当时要管我紧一点就好了。我说，管你紧一点，今天会好到哪里呢，难道你还会有那么多的自我时间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吗？我是管得比较松的，所以她的爱好也广泛，包括艺术类、运动类，特别是文学书等等，尽管没有在那些方面发展，但基础宽泛、生活也丰富。她最终读的还是理科，大学学的是金融。

我们两代人间最主要的不同，我认为是我们这代人自立的比较早，自己要求上进，改变现状的决心比较大，而我孩子这代人在这一点上比较弱。

首先我们要理解“减负”这个词的社会意义与教育意义。我认为小学生、初中生确实可以减去许多不必要的学业负担，让孩子拓展自己的兴趣，这实际上是社会发展与教育规律的共同需要。对高中生来说，不是简单说“减负”，让学生觉得“少作业、少学习”是合理的，而是要提升学生理解学习的意义，主动地去多学，因为这个年龄能主动学、会学习太重要了。如果孩子在高中阶段没有一定的负担，那么将来也难以负担起社会的责任。在一定的负担下，孩子的抗压能力、心理承受能力也会增强。所以，让高中生理解学习意义、增加学习负担与增强责任感，这是具有发展意义的教育行为。

没错。我经常和老师们讲，我们要做的是让负担有意义。如果一个学生回去做题觉得没意义，那么对这个学生来说这就是负担。因此，学生的“减负”问题是解决让学习对学生有意义问题，减去无意义的学习任务，但还是要不断提高学生学习的承载力。

对。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实行分层教学，针对不同的学生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从而实现减负。从学生的目标性来讲，如果学生对未来的人生价值有清晰的目标，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断的努力和付出，这对他来说就不是负担。

对，启动学生内在的发动机。这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让学习对学生自身成长有帮助有意义，二是让学习对学生未来人生价值的实现有帮助有意义。

是的，应该让学有余力的孩子向上发展。

我的父母出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们都比较要强。我的父亲只读过两年小学，但是字写得比我还要好。我的母亲没读过书，不认识一个字，但是她也有文化，待人接物都非常讲究礼节。

对于建国初期的教育，我没有经历过，了解的不全面。就恢复高考后、改革开放40年以来，教育对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对，这是其中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恢复高考让人们对国家的信任度提高了，创造了一种通过自身努力可以实现人生目标的社会环境，让人们产生了一种自信，这种精神力量远比人才培养更重要。

是的。

我对学生和教师的评价标准可能跟别人不一样。大部分人认为好学生的评判标准就是成绩好，好的教育评判标准就是把学生送进大学，但是我不这样认为。我经常说，把一个因行为道德偏差而可能走上歧路的学生教育好，让他可以自食其力，这也是好的教育，与送一个学生去上大学没有区别。

是的，这是我的切身感受。通过经历几所不同的学校，我看问题的角度，对师生的评判，以及教育的视角都不一样了。

我觉得，现在社会上有些舆论导向不太恰当。我们一直强调360行行行出状元，但实际上，在就业分配、社会导向、舆论宣传上做得都还不够。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还是对学校的评价，政府层面还是要加强力度，进行引导。前几天读了一篇文章，提出今天教育中的问题基本源于两个字“表现”，实际上“表现”是很虚伪的一个词，如果根据“表现”来评判好坏，就会给教育带来很多不利的东西。

我们的评价体系存在着很深层次的矛盾。教育本身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人，针对每个人的特点，要采用各种各样的教育方法。但是目前，我们是在按照统一的标准去做。如果评价问题不解决，基础教育的发展会越来越艰难。

我认为这不能仅靠政府解决，也要在社会导向、舆论宣传、就业分配等方面下功夫。现在，有一些人认为教育不专业，经常指手画脚，而真正的教育工作者又不敢说自己很专业，这样干扰会越来越大。所以，教育应该借助其他力量来证明我们所做的是对的，是有价值的。

对于举办民办小学、民办初中，初衷也许是好的，但现实对教育生态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原因有几个方面：

首先，在义务教育阶段，特别是年龄比较小的孩子，我认为没有必要把他们放到为了升学而拼命跑的道路上。教育本身是一个生态，学校里有各种各样的学生，才是正常的生态。

其次，现在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学校的发展轨道和公办学校是一样的，我不太赞同。我觉得，民办教育应该是公办教育的补充，比如完善我们的特殊教育等等。而现在民办学校拼命吸引好教师和好学生，提供另一条升学的赛道。从某种角度看，民办学校是一些名校为了垄断优秀生源而形成的。但是，如果仔细看，民办学校的办学能力，诸如师资、管理、理念等实际上不一定比公办学校强，有的甚至对学生的政治品德、价值观的引导存在片面性。当然，一些民工子弟的民办学校出现，实际上是政府对教育责任的缺位。

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对未来教育的建议，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首先，我觉得，政府未来应该规范教育的目标和方向，以及教育原则和底线，但是对于实现路径的管控可以放松一些，要减少一些对学校和老师的评比，减少些教育中的经验推广，鼓励在遵循教育原则下多样化的实现教育目标的路径探索。这样可以发挥基层学校和老师的创造性，才利于创新人才培养，形成教育的多元格局。

其次，一定要推动云教育的发展。对于一些知识性内容和程序性技能，未来是可以让学生通过互联网进行学习的。这样大量的时间就会变成学生自己要学，学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学习更多内容。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需要解决资源整合的问题。

第三，要强调实践场。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学生的综合能力或跨学科研究能力的培养，二是道德的培养。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教育培养的方式需要一个真实情境的实践，才能真正将“五育”融会，形成学生的能力与智慧，这需要政府倡导支持，全社会和学校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