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方大学工作过程中，我也有一些体会。要实现一个地方应用型大学的高质量发展，一定要牢牢抓住“人才培养”这个核心，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所以，我们要努力提升人才培养的能力，这个能力从何而来?对于地方应用型大学来说，我觉得可以做到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学科，我们的学科水平要逐渐地提升。第二是师资，我们要拥有高质量的教师队伍。第三，我们要有广阔的视野，来实现产教融合。当然还有内部的体制机制改革等等，但核心还是要抓人才培养，从这个重要的抓手来促进各项工作，可能是地方应用型大学实现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径。

从东莞理工多年的实践来看，在改革发展上，我们所倡导的就是“使命驱动”+“需求牵引”。先说“使命驱动”，就是我们这类大学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什么样的贡献，培养什么样的人?另一个是“需求牵引”，这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是我们在改革上要根据学校发展的实际情况，来做总体的考虑和设计;第二是人才培养层面上，我们这些年走过来的路，充分证明了“产教融合”是一条非常现实和有效的路径。

关于人才培养，我们首先有一个认识，就是地方应用型大学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我们总体的人才培养设计，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高的站位。这些年，我们东莞理工一直通过凝聚广大师生的共识，让大家发自内心地做这件事。比如，我们连续12年，每两年都会进行一次教育教学思想的大讨论。一次大讨论为期两年，用一年时间进行讨论、研究、立题和破题，然后第二年围绕第一年讨论的成果，真正转化为各项教学制度、课程建设和专业建设。经过12年持续不断深化，让老师们发自内心认可学校在人才培养上的重要改革和举措。

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我们也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首先是学校人才培养总目标的凝练，这是很重要的东西，可以体现一个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的特质。一个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要通过它的人才培养总目标来体现，所以，经过多次大讨论，2018年，我们凝练了东莞理工学院人才培养的目标：“立德树人、知行合一，着力培养适应现代产业发展需求的，勇于担当，善于学习，敢于超越的高素质、应用型创新人才。”这样的总目标背后，还有九条人才培养标准，我们把培养的总目标和标准，分解到各学院和各专业，大家在人才培养上达成共识，朝着共同的方向去努力。

制定了人才培养目标，接下来就要根据人才培养的要求，来全面修定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2016年，我们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一次大修，之后2017年、2018年和2019年，我们都在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微调，到2021年的时候，我们又进行了一次大修。

最近这一次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应该说比较全面地对我们各专业的办学提出了新要求，把课程设置为六个模块，包括通识教育、专业基础、专业核心、项目化课程、学科交叉以及实践教学等。我们要求所有的专业都要按照“六个模块”的大逻辑来推进自己的工作。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把人才培养目标真正转化为教学实践。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课程改革、师资培养等等。

关于课程改革，我分享一下东莞理工2018年开始的通识教育改革。实际上，对我们这类大学所培养的学生来说，通识教育可以为他们的人生打下重要基础，关系到他们未来的长远发展。在通识教育改革中，我们把人才培养的总目标和九条毕业标准，转化为七个能力，每个能力设计一个对应的通识教育改革的模块，相当于是一个课程群，这个课程群就支撑一项能力，比如说理解表达力。我们后面会有一系列的课程，去支撑不同的能力，背后呈现的其实是我们的教师和课程的变化。

举个例子，我们进行通识教育改革的时候，有一门课叫做《社会科学经典导读》，就是一门关于社会科学经典著作的导读以及锻炼批判性思维的课程。在这门课程中，我们会给学生介绍一些很重要的、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文献著作，作为一门必修课，我们要求学生在大学四年中必须要学习、阅读这些原著。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文献就是《共产党宣言》，我们东莞理工培养的学生将来可以自豪地说“我是真正读过《共产党宣言》的”。我想表达的是，所谓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际上都会融入到课程中，所以通识教育改革是我们重点推动的。

再说另一件事情，我们的现代产业学院，实际上就是“产教融合”的产物。从2010年开始，我们就在推进“产教融合”，现在已经有10个现代产业学院。教育部首批50个现代产业学院里，我们学校有2个，也说明教育部对我们学校的充分肯定。

现代产业学院是一种新型办学模式，简单说，就是学校、政府、产业、企业、行业协会等各自贡献一些优质资源，共同打造一个新的育人平台，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真正的“产教融合”。这些年，在现代产业学院的办学过程中，我们的体会很深、收获也不少。

第一，现代产业学院极大地撬动了社会资源对我们这类高校的投入。现代产业学院这种新的模式，可以使得企业、政府，真金白银地投入，从而增加我们的办学经费，提升我们的办学能力。

第二，现代产业学院实现了教学模式的转变，特别是产教融合，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一些新型的实践类课程、项目类课程等，使我们的育人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第三，建设现代产业学院，对我们的师资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促进了教学思想和方式的转变。

第四，我们通过现代产业学院平台与企业合作，打造了一些新型的研发平台，促进了学校科研工作的提升，最终获益的还是学生。

经过产业学院学习的和没有经过产业学院学习的同学，我们也对他们进行了比对，初次就业率以及就业的专业对口率都有显著地差异。

个人认为，结合地方经济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实现产教的深度融合，我们这些地方应用型大学可能比某些985、211高校实践起来更容易、更有优势和意义。

对于地方应用型大学来说，第一作用就体现在支撑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上，如果我们遍布在全国的上千所高水平的地方应用型大学，都发挥积极作用，我们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就会有充分的保证。我觉得，在办学模式上，地方应用型大学要有一些创新，一是支撑自己的发展，二是支撑社会经济发展，就像我们的现代产业学院。我举个育人方面的例子，就是我们对“三全育人”所做的创新。

“三全育人”是教育部提出来的，围绕着“三全育人”理念，有一个“十育人”的体系。我们在“十育人”的体系基础上又增加了两个，一个叫“社区育人”，一个叫“朋辈育人”。所谓的“社区育人”，主要通过“知行学院”的载体来实现。

2017年，我们成立了学生社区的知行学院，这个知行学院要在学生社区占三分之一的活动时间，在这样的物理场域里面，我们要打造育人形式，同时投入育人的一些资源。在知行学院中，我们还设置了“知行”的课程体系，就是学生回到社区之后，在自由活动的时间里，他还可以选择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截然不同的一些新课程。比如，同学们喜欢摄影，我们就开设了摄影课，引导他们在生活中发现美。我们还给女同学开设了化妆课，还有手工、扎染等兴趣类课程，引导我们的学生有一种积极向上的状态。同时，我们也设置了一些学生走入社会后可以使用的技能课，比如急救课程。

在知行学院里，除了知行课程，我们还有知行大讲堂，每周都会请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来给学生现身说法，引导学生能够向善、向好。所以，这些年知行学院在我们的通识教育体系和“三全育人”里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再比如，为了保证教学质量，我们创造性地提出了“两数”的概念。所谓“两数”，就是二级学院的教学质量指数，以及每位老师的课程教学质量系数。这实际上也是一个评价机制的改变。

比如，第一个“数”可以观测一个学院的教学状态到底如何。具体怎么评价教学质量呢?我们设计了一套体系，其中有7个一级指标，42个二级指标，还有很多观测点，以此来实现全方位、全过程的动态评价。过去，我们学校对教学质量的评价，一般都是结果性评价。也就是到了年底算一算，你有多少名师，产出了多少门优质课程，获得了多少奖项，最后得出一个分数，谁排名最靠前谁就是第一。但是现在我们提出的“两数”是一个过程性的评价，每月、每季度、每学期都要有评价，最后所有的数据连成一条线，这条线的趋势就能显示这个学院的教学质量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行。

此外，我们还做了一些事情，促进二级学院从院长开始抓教学质量。比如，我们把“两数”和二级学院的绩效工资分配挂钩。再比如，我们开展了二级学院院长的教学述职工作，每年我们所有的院长上台，都要讲清楚一个问题，自己的学院这一年在人才培养方面，到底做了哪些事情，这对院长们形成了不小的压力。对于我们的“两数”、院长述职这两种模式的创新，教育部副部长吴岩在很多公开场合都表示了认可。

总之，我认为体现一个大学核心竞争力的，并不是今年发表了多少篇文章，拿到多少个大项目，而是这所大学培养出来的人。他们在10年、20年以后，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有哪些贡献，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这才是这所学校的核心竞争力。我们说，清华北大之所以是顶级学府，是因为它们给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各行各业的领军型人才。

当然，虽说领军型人才往往是一些综合类大学来培养的，但是，社会还需要技术型人才，比如总工、技术员这样的人才需求。所以，地方应用型大学要有自信，我们一定也能培养出拔尖的创新人才。东莞理工邀请杨振宁先生担任名誉校长，为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设立了杨振宁创新班，从新入校的学生中选拔45个同学组成一个班，进行个性化培养。从2017年第一届杨振宁创新班创办，到现在已经培养了两届毕业生，效果不错。我觉得，一所大学想要谋发展，学校的领导班子，一定要有一个高远的目标和追求。围绕着目标和追求，还要有完整的、体系化的顶层设计，同时把顶层设计真正变成基层的执行力，这样大学才会实现良性循环。

还有一方面，我认为也很重要，就是大学和地方产业的共生共荣，这是我们地方应用型大学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我们可以为地方做出哪些不可替代的贡献?这是地方应用型大学要认真思考的。与此同时，我认为，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话“立德树人是根本任务，提升人才培养能力是核心，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就一定能办出高质量的大学。

我们学校一直在践行“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这句话，我常常会说，东莞理工要办一所什么样的大学?就是九个字：“扎得深、立得稳、靠得住”。扎得深，指的是与地方产业的共荣共生，立得稳代表的是学科专业培养能力的水平;靠得住，指的是要为高质量的社会经济发展做高质量的贡献。

这也是我们最近在反思的一个问题。实际上，从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来看，考研是一个人正常发展的重要台阶。考研本身没有错，但是由于考研制度这么多年没有根本性变化，这就固化了很多大学的一些行为，也固化了很多学生在大学期间的选择。所以，我觉得考研制度有改革的必要。

说到考研高考化的问题，我们怎么判断一个人到底有没有读研的潜质?他到底对研究有没有兴趣?通过初试四门课的成绩和面试成绩，是无法如实反映一个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和终身学习能力的。

有些地方高校，从学生一进校就给他们定下了考研的目标，保证学生在四年毕业后，考上一个好大学的研究生，这种现象是需要反思的。如果一所大学办学，就是为了让学生毕业能考上研究生，那有社会培训机构就足够了。一所大学对学生的终生影响，显然不是考研这么简单。所以，我们要认真反思考研制度，借鉴国外一些很好的经验，比如教授推荐制，只有教授会比较熟悉一个学生四年的情况，另外再加上四年大学的学习成绩等过程性评价，两者结合起来，可作为读研的重要参考。

当然，我们不全盘否定一些必要的考试，只是我们要知道，考研高考化的趋向，对人才培养是非常不利的。想想看，如果学生一进学校，目标仅仅是考研，然后在初试的四门课上猛下工夫，其他的课程都不理会，他显然不会成长为一个“全人”。

另外，现行的考研制度，其实不能培养出适应社会需求的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进行“卓越工程师”的培养，一个学生本科毕业以后，很难成为一个专业工程师。因为工程问题很复杂，需要运用很多的核心技术。想要培养一个卓越的工程师，没有扎实的学科基础，没有对技术的认识，没有突出的创新能力，是无法解决复杂的工程问题的。我个人觉得，培养一个真正卓越的工程师，应该是本硕博贯通式培养：本科只是一个基础，硕士、博士这两个环节很重要。从卓越工程师培养的需求来看，我们其实需要改变研究生考试的标准、考试体系和招录方法，才能招到合适的研究生。

我刚才所说的研究生招考制度的改革，其实是要通盘考虑：哪类人才需要这种考试标准，哪类人才需要另一种考试标准，重构一个多样化的人才选拔体系，才能真正改变现在社会上的考研风气。

中国高等教育博览会是高等教育生态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虽然平常大家也有很多学术交流的机会，但是这样一个集中打造的场域，里面有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论坛、多元的兴趣点，大家可以一起来关注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还是很难得的。在这个大平台上，大家的思想相互碰撞，可以收获很多启发。我觉得这个平台的存在是很有必要的，有益于我们今后的发展，也非常感谢有机会把我们地方应用型大学的一些工作感受分享给大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