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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点回顾：

　　本月28日下午，曾轰动一时的“大学生因丑杀人”案在开庭重审一年后，将公开宣判。2010年3月30日，因被人嫌弃样貌丑，曾经的县高考状元、四川某高校大二学生曾世杰在校园内持刀杀死一名女生、刺伤两名男生。当年12月，成都中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曾世杰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此后，有关曾世杰精神病司法鉴定的结果成为争议焦点。2012年3月，四川省高院以“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作出发回重审的判决。

　　昨日下午，曾世杰的辩护律师、四川舟楫律师事务所姚飞在其实名认证微博中公布了曾世杰案即将宣判的消息。记者多方核实得知，该案将在本月28日下午宣判。

　　事实聚焦：

　　2010年3月30日，某大学学生曾世杰将同校女生彭某杀死，并将另两名同校男生砍伤。事后，经多方调查和曾世杰自己交代，他与受害者并不认识，只是进入大学后，认为自己遭到周围同学歧视，又因容貌遭到别人嘲笑，最终出手杀人。

　　2010年 9月 3日，成都中院第一次开庭审理，当审判长问曾世杰为什么会因没有根据的猜测而杀人时，曾世杰说：“我怀疑我有精神病。”他还叙述了他的家庭有间歇性精神病史，请求法院为他做精神病鉴定。同年12月3日，此案一审复审，负责为其做鉴定的成都蓉城司法鉴定中心，在出具的鉴定意见书中认为，曾世杰在作案时无精神障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应当对其行为负责。12月29日，成都中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曾世杰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12年3月19日，省高院作出裁定：撤销死刑判决，发回重审。去年1月11日，成都中院重新开庭审理，该案未当庭宣判

　　在看守所内，曾世杰交给律师姚飞一份“陈述书”，写满了3页纸。纸上写道，他的母亲于2005年离家出走后，由于不明原因去世，“自己还当场目睹了母亲被(法医)解剖的过程，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他称自己父亲的脾气不好，经常骂他，时间久了，他感到无法忍受，性格也变得越来越暴躁。上大学后他因为相貌、经济原因受到 “很多人的嘲笑与歧视”。曾世杰说，案发当天，他和同学们在一起看电视，当时，“对电视里演出小品的精彩片段，同学们都大笑不已，而我莫名其妙地感觉到这种笑声是对我的嘲笑……于是莫名其妙地带上刀漫无目的就出去了……”

　　分析现象：

　　高校频频发生投毒案、杀人案，但细究这些案件的始源，无非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者是室友争吵拌嘴，或者是均摊水费，或者是情场失意等，学生之所以杀人，更多是一股冲动劲儿没有缓过来，只要过了那个点，一切问题都好商量，在常人看来这些都是相互理解一点、宽容一点就能够解决和避免的。可很多事情一旦方向用错了，或者过头了，就会酿成悲剧。诚然，也无需过分地拘泥于孰是孰非，卢梭就说过“要尊重儿童，不要急于对他作出或好或坏的评判”。不唯独儿童，对于任何心智不成熟的人，都不应过分地道德谴责，而应树立爱心教育。因为“杀人案”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教育问题。

　　涉及到学生这个角色的其他主体总结起来无非就是学校、家庭、社会和政府已经学生个人等方面。

　　首先，学校是教育的主战场，学生杀人，老师责无旁贷。人道主义教育的缺位，导致学生在某些特定时刻缺少对生命足够的敬畏，继而导致其有毁灭仇恨对象的冲动。每个有感情的人都有恨，要怎样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唯有构建健全的心灵教育机制。 正如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于教师而言，就是将爱灌注到学生身上，让学生学会爱自己，爱别人。而这样的人道主义教育，未必要开设专门的课堂，也不见得要考试，而应该言传身教，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中去体现。

　　其次是家庭教育的缺失，唯分数论的评价标准一直以来就是家长奉信的准则，将考分的多少作为孩子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而缺失了除了学习成绩之外的关注，导致孩子从小便没有一个明确的是非判断标准，甚至不知道最起码的道德修养和法律常识。所以在20多年的时间里追求的也只是成绩的好坏，分数的高低，最终走上了高等学府，但却发育成了“小儿麻痹”，智商的那只脚迈的很快，但情商却远远落后了。

　　再次，这些案件，从侧面凸显了我国当前应试教育的弊端。“应试教育”要求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围绕着备考，要求学生积累与考试有关的知识与应试技能考取高分，要求老师将分数作为教学的唯一追求，以分数作为衡量学生和老师水平的唯一尺度。为了应付各种统测统考，领导卡教师，教师又卡学生。学生一旦考不好，教师待遇立即受影响：在“末位淘汰”的变态考评模式下，不但职称泡汤，还可能发配到偏乡僻野。于是教师“死教”学生“死学”，周末没了，法定节假日没了，寒暑假也没了，每天要“摧残”到夜里十一、二点……，违规补课屡禁不止。教师累，学生累，家长也会跟着累。

　　我们得承认应试教育培养了一部分精英学生，但是大部分学生却在这个独木桥上被挤下了水，其实这也很正常，但可悲的是，掉下水的偏偏没学过游泳，于是水中再学，浪费了自己、耗费了家庭，减缓了个人的发展。即便那些走过独木桥的学生，也有的在挤独木桥过程中心理也发生了畸形，对今后的发展埋下了祸根，所以才导致了当前社会上层出不穷的恶性、极端案件。

　　所以，归根结底，要想防止高校“杀人案”再次发生，一定不是单个人的力量，也不是某一主体的力量，而是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政府等各方面的协同作战。

　　中公教育研究与辅导专家 王楠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