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我们对“IP地址”并不陌生——就好比一个数字编成的“门牌号”，有了它才能顺利接入网络，畅游信息海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近日发布报告指出，全球IPv4地址（基于“TCP/IP协议”的IP地址），预计将于下月全部分发殆尽。几乎同时，国际互联网编号分配机构给出了更加具体的 “生死线”——2月10日后将无地址可发。

　　互联网“门牌号”不够了，是否会影响新增上网需求？又将为全球互联网产业带来怎样的挑战与机遇？

　　IPv4地址的“先天之痛”

　　上海高教学会信息专业分会主任宓詠打了个形象的比方，IP地址如同家庭住址，计算机发送信息好比邮递员，它必须知道唯一的“家庭地址”才能不至于把信送错人家。只不过我们的地址使用文字来表示，IPv4地址则是给每个连接在互联网上的主机分配到的一个32比特地址。理论上说，可分配的IPv4地址数量约为2的32次方，即43亿多个。

　　随着互联网不断发展，网民对IP地址的需求也呈大幅增长，加速了IPv4地址的枯竭。工信部电信研究院调研报告显示，未来5年我国将需要海量IP地址，其中移动互联网需求量为10亿，物联网预计需求量为100亿，固定互联网为5亿，而按照IP地址33%的利用率来推算，我国未来IP地址需求量高达345亿。与此同时，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3G手机、IPAD、PSP甚至是车载电脑联网都拥有独立的IP地址，这些上网终端同样“嗷嗷待哺”。

　　不难发现，IPv4的迅速见底，源自其问世之日起就存在的“先天之痛”——目前，地球人口总计70亿，IPv4协议还不够每人拥有一台配备独立网址的网络设备。

　　离“无地址可用”尚有缓冲期

　　互联网IPv4资源进入“枯水期”，会给普通网民带来怎样的影响？不少人担心：是不是会因此上不了网，或者网速严重下降？专家指出，无须过分焦虑。

　　如果将全球的IP地址分配看成一条大河的源头，分配过程就类似河道层层分流——所有地址首先储存在最上游的机构“互联网编号分配机构”中，由该机构向五大因特网登记处分发IP地址资源，再由五大登记处向辖区内的各国互联网机构进行分发。考虑到各级机构的IP地址资源储备和分配速度，假设最上游的机构在今年2月将最后一组IPv4地址分配完毕，则反映到最底端用户的使用体验，至少还有2至3年的缓冲期。

　　此外，“网络地址转换”、“动态地址分配”等多项技术的广泛应用，也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上网不得其门而入”的窘迫。前者可以将一个真实的IPv4地址转换为若干个虚拟地址，普通用户上网时，只需经过短时间转换即可登陆；而后者则另辟蹊径，充分挖掘“沉睡”的IP地址——用户上网时，将一个地址临时分配给其使用，待其下线后，这个地址可以分配给其他人。

　　然而专家也强调，这些技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IP地址短缺问题，随着IPv4地址“断流”，通过技术共享IP地址也将在不远的将来遭遇瓶颈——用户与地址数量日益悬殊，势必导致技术转接速度大幅降低。

　　我国需要赢在起点

　　权威机构统计，全球43亿IPv4地址资源，北美占有约30亿个，而人口最多的亚洲不到4亿个，中国只有2.5亿个。然而中国的需求却极为旺盛，仅2010年就获得4500万IP，占全球新增IP总量的18%，名列第一。

　　“危”中有“机”。专家指出，随着IPv4地址告罄，新一代互联网地址“规则”——以128比特表达地址的IPv6技术势在必行。如果说上世纪70年代IPv4产生时，中国起跑比别人慢了几步，那么在IPv6的赛场上，中国则已与其他国家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宓詠教授解释，IPv4地址和IPv6地址的根本区别是，前者数量为2的32次方，大约43亿个；后者数量则为2的128次方。未来互联网能有如此丰富的基础资源，若我国在技术研发、规则制定、设备生产等方面获得更多话语权，无疑将为互联网发展和应用赢得更大空间，在国家安全层面上更是意义重大。

　　据了解，在这一全新领域，各国已“摩拳擦掌”。2009年，日本发布了IPv6部署计划，美国政府在其采购条例中提出了IPv6的要求，而澳大利亚将2012年定为整个政府网络过渡到IPv6网络的最后期限。我国运营商、产业界也在积极努力，支持IPv6为基础的下一代互联网发展。据亚太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分析：2010年度，该中心IPv6地址发放数首超美国互联网编号注册中心，仅次于欧洲IP资源网络协调中心，分配给中国的IPv6数量占世界第四。但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数字仅是第一名日本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