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钧（1922－2005），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药科大学教授，生药学家、教育家，中国粉末生药学和中成药显微分析的奠基人。1945年毕业于国立药学专科学校（中国药科大学前身）。195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评为南京市先进工作者。1953—1984年，徐国钧先生任华东药学院副教授，生药学、药材学、中草药学教研室主任。1972年，负责对西汉文物—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药物进行研究。
徐国均先生著作《粉末药材显微鉴定》于1975年出版，并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1980年，作为观察员出席在天津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药用植物标准化和应用区域间会议”，作题为《显微分析对植物药和中成药标准化的重要性》的学术报告，大会副主席、埃及开罗大学马伦教授给予高度评价。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5年于南京因病逝世。
1922年，徐国钧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白茆口横塘镇的一个贫农家庭，家中还有一个大他3岁的姐姐。然而世事难料，在徐国钧未满三岁的时候，父亲便因病去世，独留母亲一人含辛茹苦维持生活，将姐弟二人抚养成人。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小徐国钧便下田帮家里干农活、摘棉花、做手工……在亲友的资助下，徐国钧进入当地横塘初小就读。天资聪颖的他，成绩在同班同学中总是名列前茅，深受老师器重。1936年，高小毕业后，懂事的徐国钧为了减轻病弱母亲肩上的担子，不得不含泪辞别亲人，远离家园，只身一人来到异地一家米店当学徒。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同年11月，日军从常熟白茆口登陆，对周边城镇展开全面进攻，常熟县城告急！逃难的人流将徐国钧与家人冲散，当时县城没有公路，唯有水路可通，焦急的他无法逆人流返家，情急之下只得随米铺老板一家乘船漂泊至武汉。15岁的少年流落异乡，举目无亲，前路迷茫。此时，因国立药专西迁，徐国钧先生幸遇当时在国立药学专科学校（中国药科大学前身）任教的同乡周太炎先生。在交流中，周先生发现这个15岁的小伙子对知识有着浓厚的渴望，起了爱才之心。1938年，周太炎向时任校长孟目的先生举荐徐国钧为生药室技术助理员，徐国钧进入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当年暑假，不满16岁的徐国钧便随周太炎前往峨眉山一带调查、采集药用植物标本。即便是在当今技术先进的条件下，“上山采药”这项工作仍困难重重，更何况是在保障措施发展并不完善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然而，崎岖的山路、简陋的设备、匮乏的物资也没能阻挡二人探索的脚步。
在长达3个月的考察之后，徐国钧与周太炎二人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共同编撰出版了《峨眉山采集药物记》，这是徐国钧先生第一篇有关药材的文字记载。该书的出版，对药用植物价值的考证、资源的开发提供了极大参考价值。在任技术助理员期间，徐国钧积极参与生物学、药用植物学、生药组织学实验课的准备工作，包括采集和压制药用植物标本，管理生药标本，制作生药组织切片，书写大幅教学、展示用图表，绘制原色药用植物挂图，以及药用植物的栽培和温床管理等工作。他对每一项任务都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他手绘的彩色植物图谱精致绝伦，保存至今栩栩如生。大量实践工作的锻炼，让徐国钧很快掌握了药用植物学、生药学实验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同时，他对书本上的知识也孜孜以求，每晚都在桐油灯下挑灯夜战，用3年时间刻苦自学中学基础课程和英语专业知识，为后来从事生药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1年8月，徐国钧考入国立药学专科学校本科，开启人生新的征程。1942年暑假，他到北碚中国生物科学社进修组织切片制作技术，观察生药组织构造，为后来研究生药显微鉴定打下了基础。1943年，他作为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在重庆市举办中药展览会的负责人之一，向普通群众宣传中药鉴定、应用和生产相关知识。教辅工作的锻炼和四年的本科学习，使他拥有了扎实的功底，对生药学的兴趣也与日俱增。
　　一片丹心永向党，研得痧药古来方
1949年，一声春雷震响天下，祖国解放，万民欢庆，百废待兴。目睹过假药劣药横行中华，黎民百姓苦不堪言的徐国钧先生，将自己全部的热情投入教学、科研。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生药学助教，为本科生药学、生药组织学实验指导和高职科生药学授课。1956年，徐国钧先生的突出表现和重要贡献，使他从一大批专家学者中获得首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资格。在此后的岁月里，他以自己的言行践行了对党和国家的忠诚。
为响应“中药成药下乡”的号召下，徐国钧先生在1956年首次选择《中药成药下乡初稿》中暑湿类家庭常备良药“痧药”为突破口，对南京同仁堂国药号产品南京“灵应痧药”进行鉴定。
中成药的组成药味多，较单味粉末鉴定而言，难度更大。但徐国钧先生迎难而上，悉心研究，运用粉末鉴定方法，通过反复实验、观察、分析，排除细胞、组织交叉干扰，根据各种组成药物的专属性特征，终于成功地从“痧药”中检出了麝香、蟾酥、天麻、麻黄、甘草、苍术、丁香、大黄、雄黄、朱砂等10种药材，证明其与规定处方一致。这一研究成果的发表，开创了中国中成药鉴定之先河，结束了千百年来“丸散膏丹，神仙难辨”的历史，得到了当时全国药学会代表大会的高度评价。
　天有不测降厄病，风卷红旗过大关
1957年，徐国钧先生经诊断患上“左筛窦未分化癌”，临床致死率接近于百分之百。1958年6月，鉴于病变部位的高危性与肿瘤的严重恶化，医学专家重新制定了手术方案，但这一方案有着极大的失败风险。在面对生死抉择之时，徐国钧先生决定放手一搏。
手术当天，徐国钧坦然地走进手术室，并给同为南京药学院教授的妻子毛凤斐留下了这样一封遗书：
因筛窦癌局部扩散已波及到整只左眼，医生不得已将其左眶内容物全部摘除。在筛窦肿瘤及左眼框内容物全部摘除后，伤口表面暴露的许多碎骨片以及多次放射治疗使徐国钧留下了顽固的后遗症——头痛以及伤口的慢性感染。1959年早春，出院返校的第二天，徐国钧先生忍受着头部剧痛，走向自己的工作室，继续进行研究工作。在与病痛作斗争的过程中，他曾多次服用止痛片，甚至加大剂量，但都无济于事，疼痛感依旧难以摆脱。既然止痛片驱除不了痛感，他索性就埋头工作。虽然眼框、鼻梁的创口上还有数块“死骨”暴露，他仍一如往常：每天很早就来到工作室，直到很晚才离开。在他的生活中，为祖国的医药事业奋斗已成为第一需要，他的日程表上极少设置节假日。徐国钧对自己说：“生命延续一天，就要工作一天。”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红星照耀承重任，俯身解得囊中香
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长沙市郊马王堆发掘了一座距今2100多年的西汉早期墓葬，出土了一具保存相当完好的女尸。辛追夫人女尸全身的皮肤仍然柔软有弹性、细密而滑腻，部分关节还可以转动，甚至手足上的纹路也清晰可见。值得注意的是，工作人员从女尸手握的绢包以及随葬的陶熏炉、绣花枕、绣花囊中发现了少许“神秘”的药物，且这些药物均被加工成不规则的块段或细小碎片。
经过甄选研究，组织上认为只有徐国钧团队能够圆满完成这项重大任务。接到任务后，徐国钧先生肩负着人民与国家的期望，与合作多年的助手同事等积极配合，日以继夜争分夺秒地探索求证，凭借着他在这一领域深厚的造诣，通过数月的艰苦研究，运用显微鉴定等技术方法，终于将马王堆女尸手中的药材一一分辨出来，分别是茅香、高良姜、桂皮、杜衡、佩兰、花椒、辛夷、姜、藁本等9种药材。
虽然出土的药物已经炭化失去功效，但鉴定出的这些药材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含有芳香物质且有一定的抗菌作用，可以用来防腐保鲜。因此，在墓葬中使用这些药物绝不是偶然，辛追夫人遗体的不腐，或许正是与这些药材有关。这一鉴定开创了我国药物考古学的先河，东方草药的神秘面纱由此被徐徐揭开，全世界为此惊叹不已。
此后数年间，各国专家学者远渡重洋慕名专程来华求教于徐国钧先生进修汉方药显微鉴定，徐国钧先生也因此被称为“东方草药之王”。
国手研药济四海，万方乐奏尽朝晖
1980年11月，徐国钧先生作为观察员出席了在天津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药用植物标准化和应用区域间会议”，并作出名为“显微分析对植物药和中成药标准化的重要性”的学术报告，受到了大会副主席、埃及开罗大学马伦教授的高度评价。
1981年，徐国钧先生应邀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日中生药和天然药物化学讨论会，以“中草药和中成药显微分析研究”为题做出学术报告，得到了日本同行的钦佩。
1982年，在意大利举行的国际草药博览会上，徐国钧先生围绕“中草药研究进展”进行学术报告，引起了意大利乃至欧洲药学界的强烈反响。国际性专业杂志《明日草药》以10页篇幅全文刊载，封面还特地配以中国万里长城的彩色照片。
徐国钧先生在中成药显微分析方面的成就，也在国际交流中“大显身手”。1982年，日本某药业株式会社需进口我国生产的“海马补肾丸”，但按照日本厚生省当时的新规定，审批进口中成药须提出全面的科学鉴定依据。海马补肾丸主要是由20种药物精制而成的浓缩丸，其中9种是动物药，组成复杂，日方难以鉴定。该会社专程将药丸送请徐国钧进行分析研究，他与同事欣然接受了此项工作，如期对药丸作出鉴定报告。他们将海马、龙骨、驴骨、鹿筋、鹿茸等20种组成药物逐一检出，并对这些药材的显微特征作出细致描述，拍摄照片并绘制墨线图，此研究中的一系列成果受到日方的高度评价，也为我国出口中成药赢得了信誉。
1983年９月至12月，日本岐阜药科大学田中俊弘博士专程来华求教于徐国钧，进修汉方药显微鉴定。在他的悉心指导下，田中俊弘较好地掌握了鉴定技术，完成了《中成药牛黄上清丸显微鉴定》研究论文。田中博士回国后受到岐阜药科大学的重视，日本４家报纸在显要版面报道了他的留学消息和研究成绩，而这些所有的成绩都与徐国钧的教授密不可分。
此外，1984年，徐国钧应邀出席在香港举行的“国际中药研究会议”，以“中药和中成药粉末鉴定法”为阐述方向进行学术报告，引起了与会代表特别是美国学者的极大兴趣。
　　继古开今创新法，为国效力尽忠心
20世纪80年代，徐国钧先生率领团队对多来源中药材进行系统的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六五”期间，徐国钧先生主持、组织完成了“中药材同名异物的系统研究”局级课题，其中对贝母类、金银花类、石斛类的研究取得了可喜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七五”、“八五”期间，“常用中药材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课题被列入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该课题分南北两个协作组。南方组由中国药科大学、上海医科大学等单位组成，徐国钧任南方协作组组长，北方组由北京医科大学、沈阳药学院等单位组成，由楼之岑任北方协作组组长。南北两大协作组共研究常用中药材220类，以共同制定的主要内容和技术方案为指导，运用多学科手段对多来源中药材进行系统研究。根据研究结果，对各种药材作出全面品质评价，制定质量标准建议稿，并提出对药源生产、开发利用的建议。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得金”。经数百名专家教授及科研人员的努力，徐国钧先生带领团队运用本草学、植物学、生药学、天然药物化学、分析化学、药理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祖国医药学传统理论，历经10年的攻坚克难，终于全面地完成了研究任务。
该课题是中药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为澄清混乱品种、提高中药材鉴定和质量标准水平、保障临床用药安全有效以及新药新资源的开发，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和技术依据，为中药科学化、标准化、国际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研究中，徐国钧先生将新方法、新技术不断地应用于生药学研究领域中，拓宽了生药学研究的范围，丰富了生药学研究的内容，也推动了生药学学科的不断发展。“七五”、“八五”科研成果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992)、三等奖(1997)，徐国钧先生均名列第一。
东临碣石有遗篇，浩卷繁帙续华章
徐国钧先生最为人称道的严谨学风，在其所作专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所作专著皆是以第一手实验数据为依据，对技术的表述精益求精。据不完全统计，他共计发表学术论文330多篇，主编参编专著、教材、教学参考书近60部。其中1953年与赵守训先生合编出版的、以中药材为主要内容的《生药学》，结束了中国生药学教学依赖外国教科书的历史；20世纪60年代由原南京药学院编著、徐国钧先生为第一编者的《药材学》大型工具书，是国内外第一部具有中国传统中药特色的药材学专著，被誉为中国中药材研究与应用领域的经典著作，更被美国学者誉为“中国近代研究中药的巨著”，前苏联药剂业杂志曾发表专业文章评价，在中国香港、台湾等地区多次被翻印；1996年又经过深入的第一手研究，主编出版了《中国药材学》上下册。迄今为止，徐国钧教授主编的药材学著作被外国生药学界视为中药材鉴定研究的权威性著作，《中国药材学》更被视为传世佳作。
而广为人知的《中草药学》（中、下）是由徐国钧先生等人合作编写的另一部大型专著。该书第一次对近千种中草药的生长来源、化学成分、药理机制及实践应用等国内外资料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整理，集中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中草药、天然药物研究的主要成就及最新研究技术方法，其中发行较早的中册于1978年10月荣获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奖。徐国钧先生主编的《中草药彩色图谱》(500种)荣获首届全国优秀医史文献图书及医学工具书金奖，被重印10多次，创科技图书之冠，市场上供不应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