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明，两国都是亚洲文明的核心。印度文明吸收了波斯文明和古希腊文明，对南亚东南亚和世界产生重大影响。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借鉴而丰富。中华文明吸收了西方文明和印度文明，对日本、朝鲜、韩国和越南等国家和地区乃至对世界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华文明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她既缘于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传统，又得益于同亚洲和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海纳百川，又自成体系，独具特色，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突出特性。中华文明是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延续发展至今的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世界的一切文明都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

　　一、佛教是联系中印两国交流的纽带，文化是灵魂

　　佛教发展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影响至今仍然十分强大。佛教于公元前后传入中国后，也由于同样的原因站稳了脚跟，并逐渐扩大其影响，不但在群众中流行开来，而且深深地渗透到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之中。1

　　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2 随着佛教的传入，博大精深的印度哲学、文学和艺术等也随之传入，所以佛教是联系中印两国交流的重要纽带，文化是灵魂，是柱石。

　　史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西域游牧民族大月氏王派使臣伊存，在长安向中国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据史书记载佛教初传历史标志《浮屠经》为“伊存授经”，拉开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序幕。永平十年(67年)，印度两位高僧竺法兰(Dharmaratna)、摄摩腾(Kasyapamatanga)和东汉使者一道，用白马驮回了佛经和佛像来到京都洛阳。汉明帝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专门为之建立佛寺，命名“白马寺”。白马寺是我国汉地最早的佛寺，取回的佛经则收藏于皇室图书档案馆“兰台石室”中。竺法兰博闻强记，很快学会汉语，在洛阳传授佛法，翻译佛经。摄摩腾善于礼仪，喜爱云游，能解大、小乘经。他们翻译的《四十二章经》，成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竺法兰和摄摩腾被尊为中国佛教的鼻祖。

　　1993年9月，印度总理拉奥(P.V. Narasimha Rao)访问洛阳，向白马寺赠送佛像。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Atal Behari Vajpayee)访问白马寺时宣布，印度要在白马寺修建一座印度风格的佛寺，把它作为印度人民赠送给中国人民的礼物。2010年5月，印度总统帕蒂尔(Pratibha Patil)来到白马寺，出席佛寺落成典礼。这座占地面积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3450平方米的印度风格佛殿，矗立在“中国第一名刹”洛阳白马寺的西院。帕蒂尔表示，通过这样的活动，可以让新一代年轻人了解彼此文化，增进彼此了解，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和我们的友谊。白马寺方丈释印乐认为，中国佛教徒对印度景仰有加，但一般中国人很少能到印度去，通过这座佛殿，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印度。

　　中印两国高僧、学者互访为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两国文明互相学习，互相影响。中国的茶叶、瓷器、造纸术、蚕丝等传入印度，印度的文学语言、天文历算、音乐歌舞、香料、制糖、建筑等传入中国。

　　早在1908年，鲁迅在《破恶声论》中就强调说过：“印度则交通自古，贻我大祥，思想、信仰、道德、文艺无不蒙贶，虽兄弟眷属，何以加之?”鲁迅说这番话，时间已过去了将近100年。在这100年间，虽也涌现了不少优秀学术论著，如季羡林先生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等，但这还远远不够。3 中印文明交流互鉴，对两国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2024年是中国唐代玄奘大师(602-664)圆寂1360周年。玄奘大师西行取经，历尽磨难，体现的是中国人学习域外文化的坚韧精神。玄奘于贞观元年一人西行5万里，历经艰辛到达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取真经。玄奘大师及弟子共译出佛典75部、1335卷。《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记载玄奘西行亲身游历西域的所见所闻，其中包括西域各国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建筑、婚姻、丧葬、宗教信仰、沐浴与治疗疾病和音乐舞蹈等。他带回的佛教艺术和佛教经典影响了中国书法、绘画、雕刻、音乐、诗歌和小说等各个领域，为唐代文化艺术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同时他还将《道德经》译成梵文，传入印度。老子的思想在印度有很大影响，也引起了泰戈尔的共鸣。泰戈尔熟读《道德经》，对老子有着深入研究。1924年泰戈尔在访华期间讲演时，就引证过老子的《道德经》。1930年泰戈尔在牛津大学演讲时，多次引用《道德经》，如“殁身不殆”(终生不懈怠)“，“有德司契，无德司彻”(有德之人，念思其契，不令怨生而后责于人。)等。

　　佛经的翻译过程就是中印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这种融合对中华文明产生了较大影响，为中国文化输入了新元素。根据当时社会的发展, 不断修正其内容。隋唐时期, 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 中国佛教随着中国文化, 传人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佛教经历了南北朝和隋唐四五百年, 逐步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 与儒、道文化相汇合, 成为中国三大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传入中国后, 由于翻译佛教经典的需要而产生了大量的佛教词语。历代汉语佛典涉及的佛教词语数以万计，其中不少汇入了汉语词汇系统。梁启超对佛典的翻译文体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佛典之翻译》《翻译文学与佛典》《中国印度之交通》等为代表作。他提出了“惟先信然后求达，先达然后求雅”的观点。《佛学大辞典》的编纂者丁福保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他呕心沥血，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丁福保所编的《佛学大辞典》，辑录佛学词语三万余条。佛教词语进入汉语的方式为音译、半音半意和意译。

　　音译亦称直译。音译是为读习佛典的需要，非常不固定,往往一个词, 被译成五花八门。佛典的翻译自东汉至宋经历了700—800余年时间，译出佛典计有2278余部，7046余卷。东汉至西晋时代, 佛典的翻译大都是音译, 一般人难以读懂, 只是在佛教徒内诵习, 如僧伽蓝摩 (僧房、寺院)、阿弥陀 (无量)等。 有些音译词目前仍在使用, 如比丘(僧人)、比丘尼(女僧人)、瑜伽(唯心论)、菩提(觉醒)等。

　　半音半意被称为“梵汉合璧”，具有汉语词汇的构词特点。随着时代的发展, 佛典的翻译水平不断提高, 佛教学者根据汉语的特点, 采取了半音半意的翻译方法：音译加汉语语素构成双音词，如佛经、佛门、佛家等；汉语词素加音译合成词，如卧佛、念佛、欢喜佛等。“梵汉合璧”词是一个重要的翻译途径, 在汉语词汇的发展史上, 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意译词指运用汉语形式来表达梵语意义的词。这种词只具有佛教意义，在汉语词汇系统中是全新的，如大乘佛教, 梵语Mahayana(摩诃衍那)，摩诃(大), 衍那 (船、车、道路)；地狱，梵语Naraka (人死后遭受痛苦折磨的地方)。

　　成语和俗语是汉语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以其简洁精辟的形式表达丰富的内涵。源于佛典的成语和俗语进入汉语词汇, 极大地丰富了汉语, 对巩固汉语、增强汉语的活力和表现力起了推动作用。佛教的成语和俗语来自佛典、寓言故事，如佛口蛇心，借花献佛, 无事不登三宝殿，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等。

　　佛教词语给汉语注人了新的血液, 成为汉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佛教词语不仅扩充了汉语词根, 丰富了汉语词汇构造的方式,而且推进了汉语词汇双音词和多音词的发展, 加快了汉语口语化的进程。佛典的翻译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 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文学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季羡林先生在深圳大学教授郁龙余撰写的《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卷首篇》中指出：“印度卷是不能缺的，因为中印文学关联太密切，缺了就说不过去。”“离开了中国文学和印度文学，谈不好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郁龙余教授在《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中，认真、系统、深入地梳理并评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作者以文学为主线，梳理中印文化交流史。他认为佛教文学对中国文学不论在文学理论、主题与题材，还是在语言与修辞等诸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者在书中提到鸠摩罗什、菩提达摩和法显、玄奘、义净等高僧为中印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从中印诗学、哲学、艺术美学等领域的文学互鉴关系，展示中印文化交往悠久深远。

　　佛教文学可以包括以下六个方面内涵: 第一，佛经文学。“佛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佛经”是佛教经典的简称，包括佛的教说，也包括佛弟子及历代高僧著述收入大藏并被佛徒视 为经典的作品。狭义“佛经”主要指佛的教说，包括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一生传教说法的记录，也包括以佛的名义创作的一些作品，是佛教三藏经典“经、律、论”之一的“经藏”。这里取其广义而以狭义为主。第二，以讲解佛经与阐发教义或者歌颂佛法为宗旨的文学。第三，取材于佛经或者佛教故事而在思想旨趣方面有所变异或者发展的文学作品。第四，取材现实生活或本土故事传说表现佛教思想的作品。第五，僧人创作的描写日常生活、抒发个人情感的作品。第六，一般文人受佛教影响而创作的具有佛教思想旨趣的作品。4

　　二、泰戈尔、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的积极推动者

　　2024年是印度著名诗人、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哲学家和印度民族主义者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年5月7日—1941年8月7日)访华100周年。

　　中印两国在包括哲学、宗教、艺术乃至自然科学和技术在内的不同领域不断进行交流，从而使我们两国的文化丰富起来。这是中印传统友谊的基础。泰戈尔推进了这一传统友谊。现在泰戈尔无论在印度还是在中国都是中印友谊的象征。5

　　据书籍记载，泰戈尔从童年时代起，就关心中国，并撰写文章愤然谴责英帝国主义向中国输送鸦片。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泰戈尔撰写猛烈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的诗篇。当年他撰写了著名的文章《中国与印度》。泰戈尔始终不渝地保持着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一生十分重视中国文化和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为什么泰戈尔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发生兴趣呢?季羡林先生认为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他从几千年的历史上看到两国人民友谊之源远流长，两国文化交流之硕果累累；二是他感到西方是压迫者，而中印两国都是东方被压迫者，因而对中国寄予无限同情，甚至有所偏爱；三是他在中国文化中发现了极可宝贵的东西，因而给了它最高的评价。6

　　泰戈尔的作品所涉及的神和大自然、神和人、善与恶的关系，这说明他的哲学思想是建立在有神论基础上的“梵我合一”论，以神或“梵”为一方，称之为“无限”，以自然或现象世界以及个人的灵魂为一方，称之为“有限”，无限和有限之间的关系，是他哲学探索的中心问题，也是他诗歌中所触及的问题。泰戈尔认为宇宙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力量，它主宰着宇宙与人类社会。1910年他发表诗集代表作《吉檀迦利》，是一部献给神的颂歌，书中描写了诗人对神的赞颂，对神到来的渴望，并寄予了诗人对无限世界的向往和沉思。1912年泰戈尔把《吉檀迦利》译成英文，次年便以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高度评价了泰戈尔的创作，特别是他通过文学创作“调和人类文明两极化”的努力。1913年发表的《园丁集》是一部关于爱情和人生的英文抒情诗集，诗体为散文诗。他通过寓言诗和哲理诗，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态度。

　　泰戈尔作品在创作上深受到印度传统叙事诗《薄伽梵歌》《罗摩衍那》《 摩诃婆罗多》的影响，在继承印度史诗文学和印度宗教文学的基础上有新创造。《薄伽梵歌》的内容很多，但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就是“梵我合一”。1891年，泰戈尔用母语孟加拉语创作了史诗剧《齐德拉》，该剧是由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情节演变而成的。1924年，《齐德拉》英文版在中国第一次演出，徐志摩和林徽因参与演出，演出地点是北京东单三条协和小礼堂。据泰戈尔回忆，当时他创作该史诗剧想要表明那种摆脱了诱惑力量的给予，是灵魂的永久特征。“这种品质和力量是生命中的宝贵财富，它并不依赖于冷酷大自然的迫切需要。”《齐德拉》核心内容是为了表达爱情，不是为爱而爱，而是要爱高洁。男女精神的结合，就是有限与无限的融合，在融合中实现解脱，从而实现“梵我合一”。

　　自20年代起，泰戈尔的作品便由著名作家冰心、郑振铎等译成中文，受到我国人民的喜爱，至今仍传诵不息。泰戈尔的诗歌、戏剧、长篇小说等，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起了比较明显作用。季羡林先生认为，尽管泰戈尔也受到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但他的思想的基调，还是印度古代从《梨俱吠陀》一直到奥义书和吠檀多的类似泛神论的思想。7 泰戈尔与印度传统哲学不同的地方是：他把重点放在“人”上面，主张人固然需要神，神也需要人，甚至认为只有在人中才能见到神。泰戈尔认为，世界是朝着绝对的善发展的，坚信恶最终会转化为善。生活在完全的善中就是在无限中证悟了人生，这就是最全面、最深刻的人生观，也就是我们通过内在的道德力量所能具有的对整个人生的看法。佛陀的教义是要把这种道德力量修炼至最高程度，要懂得我们的行动范围不应束缚于狭小的自我领域内。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由儒、释、道三大部分组成的。“天人合一”为中国哲学思想。“天人合一”，多指人与道合而“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也是指天人相合相应。“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贡献给人类世界的智慧。中国哲学思想“天人合一”与印度哲学思想“梵我合一”同出一辙。

　　2024年是著名东方学家、语言学家、翻译家、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季羡林先生(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诞辰113周年。

　　季羡林先生在《西域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一文中根据文化的影响、历史的悠久、特点的鲜明，将世界的文化分为四个体系：即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闪族伊斯兰文化体系和希腊、罗马文化体系。由此可见，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回顾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历史，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对各自国家和对方国家的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深远影响。印度是文明古国，文化博大精深，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最大的影响莫过于佛教了。

　　《季羡林评传》作者郁龙余教授在“绪论”开篇写道：“‘在新旧世纪之交的中国，需要出现预流和引领学术文化思想的大学者时，季羡林风云际会，躬逢其盛，应运而出。他从考据迈向宏论，形成洪纤并重，超迈前人的学术大格局，呈现出脚踏实地而高天流云的学术大气象。他从中国的首席印度学家、东方学奠基人，变成了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学术文化思想界的坐标人物。’现在，我们应该进一步更全面、更深刻地评价他：季羡林是一位熔铸古今、汇通东西的大学问家，也是在全球化时代能引领时代学术思想文化潮流的大思想家。”8

　　2018年8月22日，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山东教育出版社举行《季羡林评传》英文版、印地文版新书发布会。印度驻中国大使班浩然，文化参赞纪提卡，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亚洲研究中心教授、著名汉学家、《季羡林评传》英文版和印地文版翻译者狄伯杰，印度普拉卡山学院出版社社长夏尔玛等中外嘉宾出席。

　　《季羡林全传》作者胡光利、梁志刚怀着对季羡林先生的感恩之情，在已出版《此情忧思：季羡林回忆文集》《季羡林谈义理》《人中麟风：季羡林》《季羡林大传》等著作的基础上，又认真搜集和整理先生的遗著、遗照等，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先生的学术历程、人生沉浮、生平轶事以及价值信仰等，经过多年的不辞辛苦，终于完成此大作。《季羡林全传》重点论述了季羡林先生的学术成果：印度古代语言研究，特别是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印度古代文学；印度古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如《沙恭达罗》《罗摩衍那》《弥勒会见记》；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中亚佛教史；糖史；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散文、杂文和书法创作等。季羡林先生曾多次说过，他认为最为自豪、最有价值的研究成就是《糖史》，并为此花费了17年时间，天天跑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

　　2020年1月10日，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主办的“文化巨匠的人生历程”——《季羡林全传》新书分享会在北京举行。我应邀出席，并作“扎扎实实干事，踏踏实实做人——读《季羡林全传》有感”发言。

　　三、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传承中印人文交流传统

　　1920年11月，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冯友兰到纽约的旅馆里，拜访了泰戈尔。泰戈尔对冯友兰说：“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国家，为我素所敬爱。我以前到日本没到中国，至今以为遗憾。然而，我终究必要到中国去一次的。”泰戈尔表达的访华愿望促成了蔡元培对泰戈尔的邀请。

　　1924年4月12日，应梁启超、蔡元培的邀请，泰戈尔率领由梵文学者克提莫亨沈、国际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画家兰达尔波斯，泰戈尔的秘书恩厚之，加尔各答大学历史学家卡里达斯诺格教授以及美国社会工作者葛玲女士等一行6人组成的访华团，乘“热田丸号”轮船抵达上海。徐志摩、张君劢等60多人在码头迎接。后访问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武汉等地，并发表演说。泰戈尔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在访华期间，泰戈尔说：“朋友们，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爱的兄弟。”

　　泰戈尔在第一次访华后就萌生了在国际大学建立中国学院，这也是他的梦想。1927年，泰戈尔前往爪哇访问，途经新加坡。谭云山(1898-1983)特地到酒店拜访他。泰戈尔告诉谭云山，国际大学也开设了中文班。中文教师因各种原因先后离开。泰戈尔殷切希望谭云山能到他的学校，帮他继续办中文班。1928年，被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称之为“伟大学者”的谭云山先生，接受了泰戈尔的邀请。在谭云山先生的积极奔走下，筹款取得了积极重要进展。2024年4月是中国学院成立87周年。1937年4月14日下午，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举行成立典礼。泰戈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国和印度接壤千里，通道不计其数。这些通道不是战骑和机枪开发出来的，而是和平的使者，往来不绝，一步一步踏出来的。”9 自此，谭云山先生担任首任院长，退休后享有国际大学终身名誉教授殊荣。在中国学院的发展过程中，他为学院的建设付出了辛劳。谭云山精通梵文，在佛教哲学研究方面有自己的思想贡献，撰写了《印度周游记》《印度丛谈》《印度六大佛教圣地图志》等，积极推动中印人文交流互鉴。

　　1957年，中国总理周恩来(1898-1976)在贺龙元帅陪同下访问国际大学。他在接受了国际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时发表演讲：“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的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对泰戈尔抱着深厚的感情。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至今，中国人民还以怀念的心情回忆着1924年泰戈尔对中国的访问。最近，泰戈尔著作的许多中译本在中国出版，得到广大中国读者的欢迎。泰戈尔是印度人民的光荣，是印度国际大学的光荣。现在我作为这个大学的一个校友，能非常荣幸地分享这个光荣。”10 周恩来总理回国后向中国学院赠送了一万多册图书，至今仍珍藏在中国学院图书馆。在国际大学，周恩来总理还称赞谭云山先生为促进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徐志摩、徐悲鸿、陶行知、张大千、常任侠、金克木、吴晓铃、丁西林、郑振铎等先后到访过中国学院。徐悲鸿还为泰戈尔画了大量的肖像画。

　　谭云山先生之子、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华裔中国学家谭中的主要著作：《谭云山与中印文化交流》《踏着玄奘的脚印》《跨越喜马拉雅鸿沟》《印度与中国》《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等。作者在《印度与中国》《CHINDIA-中印大同-理想与实现》中深情地回顾了中印两国有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中印都是亚洲的大国，而且是历史上最辉煌的人类文明传统的大国，自古以来一直是睦邻。他期盼，从长远看，两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亚洲乃至世界形势的影响都将是深远的，其程度有可能大大超越人们的预料。

　　1970年，我来到北京大学学习印地语，开始对印度有所了解。按照中印文化交流协议，1980-1982年我和来自中联部(苏印环)、北京大学(张敏秋)、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陈学斌、赵玉华、刘惠)和外文局(王琳璞)六位从事研究印度的学者，在新德里中央印地语研究院和尼赫鲁大学作高级访问学者，但我们一直未能到访国际大学。1992-1996年，经教育部选派，我被任命为中国驻印度大使馆负责教育的一等秘书。当时印度大学仅德里大学中日文系只有一位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汉语教师漆以凯教授。

　　1974年毕业后，我被任命为北京大学东语系印地语专业教研室主任，因工作关系与印度驻华大使、文化参赞等建立了联系，结交了不少印度外交和教育界的朋友。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工作后，在印度外交部、人力资源开发部、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ICCR)、印度高校等友人和朋友的协助下，我很快打开了局面，陆续访问了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根据尼赫鲁大学、国际大学、印度教徒大学、旁遮普大学等的要求，在中国教育部和相关大学的大力支持下，中印两国相关大学相继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尼赫鲁大学与北京大学(首任汉语教师祖人植)，国际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汉语教师赵守辉)，德里大学与南京师范大学等。来自中国大学任教的汉语教师，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口语水平和教学质量，另一方面让师生了解真实的中国，拨乱反正。根据国际大学、尼赫鲁大学和德里大学的要求，中国教育部先后向这些大学各赠送了数百册图书。

　　1996年3月下旬，我应邀访问国际大学，代表中国教育部和驻印度大使馆向该校赠送了一批图书。该校副校长、中国学院院长和师生出席赠书仪式，现任中国学院院长的阿维杰特教授，当时还是高年级一名学生。我应邀为中国学院师生作报告，介绍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和取得的成就。在报告前有一位中文老师坦率地说，让我不要用《人民日报》的语言作报告。我实事求是地介绍中国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前后人民生活水平的比较，社会的变化等，坦诚地回答了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当时师生受到中国巨大变化的影响，气氛十分热烈，欢声笑语不断。

　　2018年9月底，我和北京语言大学刘学敏副教授应中国学院院长阿维杰特教授之邀请，赴国际大学参加中国学院举办的“印度—中国文明互动发展的愿景”国际会议。来自中印和世界多所大学的专家学者，印度议员、前大使、印度大学教授，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等出席会议。与会人员围绕“印度—中国文明互动发展的愿景”主题，追述中印人文友好交流史，展望未来发展蓝图。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举办“印度—中国文明互动发展的愿景” 国际会议，其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印文明的交流与对话，不断加深中印两国人民间的了解和理解，促进中印文明的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取长补短，和谐共生。通过这次研讨会，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中印人民增进友谊的桥梁、推动中印友好关系发展的动力。

　　我和刘学敏副教授发表《中印文明互鉴 促进合作发展》演讲，回顾中印两大文明交流互鉴、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史，就是要推动两国友好交流，为中印友好关系发展增添新的活力。

　　四、推动中印人文交流，深化人文交流互鉴

　　“人文”是指人类文化中的先进部分和核心部分，集中体现在重视人，尊重人，关心人和爱护人。《辞海》解释，“人文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是人类文化中的先进的、科学的、优秀的、健康的部分。“人文交流”是指不同文化、社会、民族之间通过语言、艺术、文学、音乐等形式的交流与对话。它是加深相互了解、促进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给人类提出了必须严肃对待的挑战。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给世界秩序注入高度不确定性，全球治理鸿沟不断扩大，人类正面临全球性挑战。在此背景下，人文交流突破重重困难，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实基础。

　　璀璨的亚洲文明为世界文明发展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亚洲人民期待一个和平安宁、共同繁荣、开放融通的亚洲。我们应该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11

　　2024年4月是中印建交74周年，也是中印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70周年。1954年4月，在中印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12 的序言中，初次出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6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中印两国总理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重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早在1953年，中国、印度、缅甸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后，其文字几经斟酌，直至1955年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和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经过商谈才最后确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处理国与国关系的一项基本政策，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准则。

　　1988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时语重心长地说：“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13 1993年9月，印度总理拉奥访华，双方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等文件。14 1996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问印度，这是中印建交以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印，双方签署的协定确立了两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

　　新世纪以来，中印关系进入了快速和全面发展的新时期，2005年两国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6年11月，胡锦涛主席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了“中印友好年”庆祝活动。双方发表《联合宣言》，制定了深化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十项战略”。同时还签订了关于外交合作、出口贸易、农林合作等多方面的13项协议。此次访问促进了两国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助于充实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给双边关系带来实质性的提升。15

　　中印两国人民毗邻而居，古有往来互鉴之情，近有患难与共之交，现有共同复兴之业。圣雄甘地说：“中国和印度是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同路人。” 1951年1月，印度驻华大使举行国庆招待会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政府多位副主席一起出席了招待会。毛泽东还亲自发表讲话：“印度、中国、苏联及其他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为远东和平、为全世界的和平而努力。”16 1954年10月, 毛泽东对来华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表示:“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 有时也吵架, 甚至吵到面红耳赤, 但是这种吵架与我们同杜勒斯的吵架, 是有性质上的不同的。”17

　　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访印期间与莫迪总理(Narendra Modi)共同启动了内容丰富的“中国—印度文化交流计划”，内容覆盖了两国旅游合作、青年互访、博物馆交流、语言教学、经典及当代作品互译、影视交流等领域。

　　2018年12月21日，按照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达成的重要共识，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印度外长斯瓦拉杰在新德里共同主持了中印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首次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并达成六点重要共识：一是中印人文交流利在两国，功在世界；二是扩大人文交流正当其时，大有可为；三是交流活动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四是要打造人文交流的精品项目；五是人文交流要“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六是应积极参与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东亚合作、文明古国论坛等多边机制内的人文交流，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人文交流是人与人之间情感沟通、心灵交汇的桥梁，是国与国之间加深理解信任的纽带。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中印人文交流，内容涵盖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多个领域，通过各种形式推动民心相通，推动务实合作。

　　2019年8月12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与印度外长苏杰生在北京共同主持中印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王毅表示，加强中印人文交流，需要凝聚共识，结果导向，将两国传统友谊传递到基层，将两国领导人共识转化为行动。苏杰生表示，印方愿同中方一道，推动两国人文交流取得更大发展。会后，中印双方签署了《2020年中印外交部交流合作行动计划》并见证签署文化、体育、传统医药、博物馆等人文领域双边合作文件。

　　2024年1月24日，中国中联部部长刘建超会见印度驻华大使罗国栋。刘建超表示，中方愿同印方一道，按照两国领导人对双边关系的定位，不断加强14亿中国人民同14亿印度人民的交流对话，增信释疑，为双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环境。希望双方重视和照顾彼此核心关切，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相互成就，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加强团结。18

　　罗国栋表示，印方愿同中方一道，按照莫迪总理和习近平主席对双边关系的指引，求同存异，加强交流合作。分歧不是印中关系的主流，希望双方找到合作共处之道，携手向前，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并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五、“三大全球倡议”为中印人文交流奠定了基础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俄乌冲突，撕裂欧洲；巴以冲突，世界分化；胡塞武装，封锁红海；恐怖袭击、社会动荡等联动风险上升；苏丹、马里、也门、叙利亚、阿富汗等多国深陷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预计2024年将有近3亿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其中1.3亿人为难民；世界银行预计，到2024年底，约25%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将比新冠疫情前更加贫困。气候变化带来的系统性影响持续深化。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程过半，只有15%的目标取得进展。

　　中国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提出了 “一带一路”倡议 、“三大全球倡议”，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应对共同挑战提供方案。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所有“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友好合作。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10年来，中国与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3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开拓了出一条通向共同发展的合作之路、机遇之路、繁荣之路，成为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

　　2023年10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深刻总结“一带一路”历史经验，宣布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注入强大动力。再次体现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巨大感召力和全球影响力，充分显示共建“一带一路”走的是人间正道，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让中国在全世界事务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

　　2023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一带一路”经济学》报告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实施将使参与国间的贸易往来增加4.1%。到2030年，“一带一路”倡议每年将为全球产生1.6万亿美元收益。

　　全球发展倡议是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倡导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建全球发展共同体。

　　全球安全倡议是同国际社会一道，弘扬联合国宪章精神，倡导以团结精神适应深刻调整的国际格局，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

　　全球文明倡议是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精神动力。

　　2023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10周年。2023年9月26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这是一份具有历史性意义和世界性意义的重大文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着眼全人类的福祉。既有现实思考，又有未来前瞻；既描绘了美好愿景，又提供了实践路径和行动方案；既关乎人类的前途，也攸关每一个体的命运。联合国大会决议已连续6年写入人类命运共同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决议或宣言也多次写入，并得得了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理解和支持。美西方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种种刁难和抵触，重拾冷战思维，挑动分裂对立，制造集团对抗，将深刻影响人类和地球的未来。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世界各国同呼吸、共命运。具有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和谐共处、多元互鉴、团结协作的鲜明特征。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位一体”总体框架，包括伙伴关系、安全格局、发展前景、文明交流、生态体系等五个方面，开创了国际交往的新格局。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在于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大国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关键因素。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应秉持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原则。

　　当前，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不断表明，命运与共、休戚相关是当今世界的最大现实，同舟共济、合作共赢是应对挑战的必由之路。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反对霸权霸道霸凌行径，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近年来，中印两国的边界、涉藏、涉台、军事、贸易等议题无疑会继续影响两国关系，而中印人文交流现状远远不能满足两国28亿人的需求，两国的教育、文化、人员往来等更多领域、更多层次的人文交流有待加强。中印两国应坚持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增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推动构建相互尊重、互信合作共赢的友好关系。中印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让我们展望未来，加强人文交流，积极营造出一个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态势。

　　中国倡导各国走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以对话弥合分歧、以合作化解争端。中印两国相处，要把平等相待、互尊互信放在重要位置，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中印两国政党交往，要加强交流互鉴，完善沟通机制，在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推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上作出应有贡献。中国对印度的基本政策没有改变。中国把印度当作伙伴，而不是对手，把印度视为机遇，而不是威胁。

　　中印是两大文明古国、两大新兴经济体和搬不走的邻居。两国领导人共同确立的“互不构成威胁、互为发展机遇”重要共识应当继续坚守。双方要以此为指引，把“武汉精神”和“金奈愿景”落到实处。19 中印人文交流是维系中印人民友好关系的防火墙，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在延续两国悠久的文化交流的同时，也要延续东方精神和友好传统，携手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作者 张双鼓：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咨询专家、教育部中国教育报刊社《神州学人》杂志和网站原总编辑、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原公使衔副代表、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原常务副会长。)

　　参考资料：

　　1. 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2. 习近平：2014年3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

　　3. 乐黛云：《中国印度诗学比较》序。

　　4. 张叉、侯传文《中印佛教文学比较研究的若干问题》。

　　5. 季羡林《中印友谊的又一象征》——在印度政府赠送北京大学泰戈尔铜像揭幕仪式上的讲话。

　　6. 季羡林《泰戈尔与中国》。

　　7. https://wenku.baidu.com/view/1d5646e60912a2161579290f.html?_wkts_=1709818572261

　　8. 郁龙余：《季羡林评传》。

　　9. 汲取中印文明“和”的养分(钟声)--国际--人民网 (people.com.cn)

　　10.周恩来总理论泰戈尔-国际在线 (cri.cn)

　　11.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395471.htm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数据库 (mfa.gov.cn)

　　13. 1988年12月，邓小平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邓小平纪念网--人民网 (people.com.cn)

　　14. 中印大事记_国史网 (hprc.org.cn)

　　15. 于洪君：建国初期中印关系为何高开低走，中印睦邻友好关系的形成与演变 (guancha.cn)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数据库 (mfa.gov.cn)

　　17. 何立波：《世纪风采》2017年09期

　　18. https://www.idcpc.org.cn/bzhd/wshd/202401/t20240124_163299.html

　　19.. 2021，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119个周边外交精彩瞬间_澎湃号·政务_澎湃新闻-The 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