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媒体再次谈到“院士当校长”的话题。不可否认，目前我国大学在选校长时很看重其学术成就，因此，院士往往成为著名大学校长一个重要门槛。

　　但是，院士就一定能胜任校长吗？我相信大家都有疑问。

　　大学校长到底需要什么素质？或者说什么样的人，更适合当校长？专业研究者有很多结论，列出了很多。我想谈两点不同的看法。

　　我经常说：校长是教授中的优秀经营管理人才。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田长霖访问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当田长霖被问到，“从一个著名的学者到校长，这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时，田校长思考了许久，才蹦出了一个字：Money！

　　田校长说，“我计算了一下，平均下来，我们每天需要筹集100万美元，学校才能正常运转”。

　　田校长这番话，讲到了作为一个大学校长最基本的职责：首先要解决学校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基本资源问题，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资金。田校长为此殚精竭虑。

　　日前教育部直属高校均公布了学校2022年的经费预算，前三名分别是清华大学(362.11亿)，浙江大学(261.03亿)，北京大学(219.29亿)。如果我们去看看各种高校排行榜，这三所大学经常被排在中国高校的前三名。

　　有人可能说，那是美国，以私立学校为主，所以需要找钱，中国都是公立学校，有国家拨款，没有这个需要。

　　此话差矣！

　　从收入来源角度分析，中国著名大学的收入中，国拨经费仅占一小部分。比如清华大学，2022年预算中，国拨经费不足58亿，占全年收入约22.66%，也就是说近80%的经费都是自己挣来的。北大与清华140多亿的预算差距，主要是来自筹集资金能力的差异，在国拨经费上差距不大，且只占总经费的一小部分。

　　梳理国内各高校，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学校之间的差异，从一定程度上可以从筹资能力角度反映出来。

　　从世界范围看，筹集经费的能力，是著名高校的重要标志之一。从这个角度看，校长首先就需要是一个经营管理人才，只是其经营管理的对象是大学而已。

　　有钱未必能办成一所好大学，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除了资金，还有其他很多重要的资源。比如上世纪50年代清华的校长蒋南翔，在他的游说下，硬生生把京张铁路向东移动了数百米，给今天清华的发展创造了足够的空间。

　　华中科大老校长朱九思先生，抓住历史机遇，在文革还未结束时，就想尽办法为华中科大引进了一批顶尖学者。这批优秀的学者让华中科大在后来的发展中掌握了先机，让华中科大在几个老牌工学院中异军突起。

　　在中国复杂的国情文化下，校长的“经营”能力，往往更为重要，这是和西方高校不同的。

　　筹集的所有资源，最后还是为学校的人才培养服务的。因此，仅仅有经营管理能力还不够，作为一个优秀的校长，更需要熟悉大学，熟悉教育，熟悉学术，是一个优秀的教授，这是一个基本要求。

　　只有熟悉人才培养规律，熟悉科学研究，熟悉高校的基本运作，我们才能有效地做好最佳的资源配置，同时，只有熟悉教授，熟悉学生，才能给他们做好各方面的服务，创造良好的育人环境与氛围。

　　因此，从这些角度来说，校长是否必须是院士？答案是否定的。院士头衔代表的主要是学术成就，往往是一个专才，从管理角度，恰恰可能是缺点。当然，我国院士中有很多战略科学家，也是管理的高手，另当别论。

　　正因为此，10余年前，来自环境系的非院士陈吉宁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打破了著名大学校长必须是院士的不成文的规则。日前刚刚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王希勤教授，也不是院士，我坚信他胜出的原因，除了学术，更多的也是管理能力出众。在院士云集的清华，选一个院士当校长应该不是难事，但清华没有这么做，从这一点上讲，清华值得尊敬和学习。

　　能找到一个具有优秀经营管理能力的院士当校长固然好，但没有必要把院士当成校长任职的“硬门槛”，毕竟校长这个职位的主要诉求不是学术研究，而是大学管理与服务。

　　当然，在中国找一个院士出任校长是有现实需要的。院士自带光环，学校很多事情就好办一些。

　　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最好的是英国的大学治理模式。在英国的大学治理中，往往选择一个学术能力或社会影响卓著的名人出任校长，但这个校长往往只是“荣誉”岗位，并不参与学校日常的治理，真正负责学校治理的，是一个更强调经营管理能力的“执行校长”。

　　因为，校长是校长，院士是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