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没有把教育放在民生板块，而是前置到第五部分，放在高质量发展之后，与科技、人才合并，三位一体地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教育界欢欣鼓舞，认为对教育的定位、地位提高了。对此，我觉得更需要有系统思维，“跳出教育看教育”，从国家目前的急迫需要角度看这个变化，才能真切把握这种变化赋予教育的使命担当，指导教育治理与教育改革，而不是陶醉于教育地位的提高。

　　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党的二十大报告第五章节的这段表述：

　　第五章节开明宗义地强调了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而核心还是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在我看来，教育与科技、人才放在一起论述，才有了这个定位，报告其实更强调了教育对科技创新，对拔尖人才培养的支撑价值和作用，尤其是对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人才支撑价值。也就是说，报告更强调了教育的显性价值，高等教育的价值，对科技创新的支撑等工具性价值，而不是隐性价值。

　　这显然和当下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有着直接的关系。

　　2016年特朗普上台不久，全力遏制中国，贸易只是一个开始，随后就开始了针对华为等在科技上领先的中国企业的围堵打压。去年，拜登政府则全力围堵中国芯片相关产业和技术，甚至禁止美国人(含绿卡)参与中国半导体产业。美国明白，技术封锁、脱钩只能造成一时的困境，只要有足够优秀的人才，中国最终一定会突破这种封锁，于是美国系统性地开展了对中国的人才遏制战略。

　　2018年开始，美国对赴美留学人员的签证开始限制，对于赴美学习“敏感专业”的高层次人才进行签证限制。同时，为限制在美华裔学者与中国合作，启动了“中国行动计划”，要求94个地区司法部门每年至少提出一至两起针对中国的诉讼，先后发起了2000多起调查。虽然这一行动计划被拜登政府废止，但寒蝉效应已经产生并放大。

　　此后美国政府不断出台一系列政策，大量高校与科技企业被列入“特别名单”。虽然美国国务院强调欢迎中国留学生，但事实上，包括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航、西工大等理工科突出的著名高校毕业生2021年出国留学人数与三年前相比，均出现腰斩，大幅下降。

　　总之一句话：我不给你培养高层次人才，也不准我们的人才参与你们相关高科技工作。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20年7月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被提级召开，以加强自主人才培养能力。2021年4月，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清华大学时明确指出：“建设一流大学，关键是要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要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所需。”并语重心长地谈道：“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随后党中央召开的人才工作会，也作出了系统的部署。

　　坦率地讲，面对美国的全面遏制与围堵，尤其是技术的围堵，亟需实现科技自强，归根结底还是需要优秀的科技人才，尤其是拔尖人才去突破，这就是教育在当下的重要战略任务，急迫而重要。

　　今天国家面临的这一形势，与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有着相似的一幕。1952年院系调整中，对中国高等教育进行了一场“大手术”，拆解了综合性大学，组建了大量的专门院校，尤其是理工科院校，为新中国建设培养了一批急需的科技人才，解了燃眉之急，让新中国站稳了脚跟。

　　今天，面对新的战略任务，需要广大教育战线工作者，跳出教育看教育，用系统思维看教育，站位国家发展看教育，而不是只在教育圈子里打转，只奢谈教育理想。

　　党的二十大对于这一战略任务的实现，提出了明确的方向与要求，即 “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要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绝不简单是高校的问题，更需要有系统思维，从基础教育打通一体考虑和安排。其中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就是如何在确保公平与均衡发展的前提下，系统建立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发现与培养制度。

　　与美国掰技术的手腕，核心还是拔尖的科技人才，因此，在这场长期的较量中，拔尖人才的培养至关重要。自然科学多属于早慧学科，数学、物理尤为突出，这是和社会科学完全不同的，因此，自然科学的拔尖人才的培养，不是从大学才开始的，必须从中学甚至小学就需要考虑。菲尔茨奖年龄限定在40岁以下，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如果40岁还没有成就，基本就不可能了。

　　因此，对于拔尖人才的早期发现与特殊培养就至关重要。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强调公平的同时，有着系统的天才培养计划，高中则设有AP课程，制度化地给不同教育追求和天资的同学提供“先走一步”的机会，提前学习大学课程的机会。

　　人是有差异的，因此教育上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因材施教，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教育规律。

　　但在近年推进教育公平与减负的过程中，一些“一刀切”的做法，比如全面禁止多学，多教，多考，在摧毁一些有违教育公平的错误做法的同时，却未能很好地平衡好“因材施教”，尤其是拔尖创新人才的早期发现与培养，对于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造成了一定的制约与影响，这是必须给予重视，并进行适当调整的。

　　目前人大附中的早培班，以及清华大学丘成桐班，都是拔尖创新人才特殊的选拔培养模式。但遗憾的是，无论人大附中，还是清华丘班，本质上都是学校个体行为(虽然经过了相关部门批准)，严格讲不是一个国家的制度设计。

　　面对国家的急迫需要，尤其是对拔尖创新人才的急迫需要，我们有必要系统检讨一些“一刀切”的做法，在确保公平受教育权与均衡发展的前提下，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做好制度设计，及早发现天才少年，对一部分天才少年统筹制定专门的培养计划，鼓励他们多学，多钻研，早日成为对国家有战略意义的拔尖创新人才，而不是摁住不准。

　　当然，这部分人才的发现与培养也是复杂的，需要不断探索完善，避免走上一些不成功的“少年大学生”的老路。

　　我们也需要在反对家长盲目“鸡娃”、“抢跑”与应试训练的同时，对中国家长重视孩子教育的优秀传统文化给与充分肯定，保护，而不是否定，因为家长的重视与投入，也是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与水平的重要文化基础、社会基础。

　　原文载于环球时报，原标题为《陈志文：培养拔尖人才，需要特殊选拔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