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教育里有很多好的东西，我认为，最好的就是“经师易遇，人师难遭”的思想，即“经师”与“人师”是统一的，只做“经师”并不是合格的老师，既做“经师”又做“人师”才是合格的，也就是要教会学生“为人”“为学”“为事”。

　　自高考恢复至今，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长达40年的快速发展期，克服了诸多困难，取得了诸多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比如人才培养质量下降。那么，应该如何理性看待我国高等教育过去40年的快速发展?何以解决当前的诸多问题?面向未来，又将书写怎样的高等教育新篇章?

　　为此，《中国科学报》专访了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顾海良。

　　四十年积累大量中高端人才

　　《中国科学报》：在过去40年中，我国高等教育无论是发展速度还是发展历程，在世界高教发展史上都不多见。这期间，我国在高端人才培养领域的发展有何特点?

　　顾海良：高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最大特点了。

　　其实，在前20年里，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相对比较平稳，高速发展主要是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

　　当时，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是9.8%;而据教育部2018年发布的《201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目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了45.7%。预计再过两年，我国就要跨过大众化教育阶段了。实际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目标是2020年毛入学率达到40%，现在来看，我国2020年将会超过50%，进入普及化教育阶段。

　　从全世界来看，没有哪个国家有过这样的发展历程——在20年时间里，从精英教育的中端走过大众化教育阶段，进而走进普及化教育阶段。现在，我国在校大学生规模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中国科学报》：您觉得，40年高速发展为我国高等教育带来了什么?

　　顾海良：从现在来看，在过去40年里，我国高等教育取得的最有价值的成就，就是让我国实现了从人口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解决了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中高端劳动力的缺乏。

　　如今，大家对“中等收入陷阱”也许并不陌生，但在1999年我国开始高校扩招时，这一名词尚未产生。目前从全世界来看，我国的中高端劳动力储备是最多的，这不仅让我国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也为现代发展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说到底，我国是中高端劳动力供给在等产业提升，而非产业提升去寻找中高端劳动力。须知，中高端劳动力的培养至少需要十五年，而产业提升却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教育不能超前发展，产业结构提升时，就必然出现中高端劳动力供给不足的现象。中国高等教育的“超前”发展，使我们现在能有比较充裕的中高端劳动力供给，为产业的中高端发展提供了最重要、最宝贵的资源。同时，我国高等教育虽然是高速发展，但并没有走依附发展的道路，而是自主发展，形成了完备的高等教育体系，这对今后的长远发展来说是大有裨益的。

　　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实际上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自主发展，一条是依附发展。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依附发展，即教师从发达国家引进，需要什么高端人才就依靠国外培养，形成不了自己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这样就不可能走出发展的困境，最后形成不了适合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完备的高等教育体系。

　　人才培养质量问题须理性看待

　　《中国科学报》：过去40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固然取得了诸多成就，但人才培养质量却广受诟病，“大学生干了高中生的事，研究生干了大学生的事”就是一个例证。对此，您怎么看?

　　顾海良：高校扩招之前，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变化并不大，质量是不断提高的。高校扩招之后，从整体来看，质量也是不断提高的，尤其是“985工程”“211工程”高校的学生培养质量，但平均质量下降也是事实。

　　我认为，这个问题要理性看待。

　　打个比方，以前是精选产生的1万人跑马拉松，速度都很快;现在是5万人跑，因为基数增大了，平均水平肯定有所下降，但这5万人中的至少前1万人，水平并不会比之前的1万人差。

　　还要知道，现在讲的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整体概念，不能要求用一把尺子评价不同办学类型、层次高校的质量，大众化教育阶段高校质量评价的分类型、分层性已经是个惯例。所谓质量，主要还是与培养目标相一致，不同办学类型、层次的高校应该有不同的质量标准。但现在的情况是，所有高校都是一个衡量标准。

　　如今，我国把人才培养质量放到了第一位，是意识到数量到一定程度了。现在采取的一个主要方式是，尽量调整高等教育结构，加强职业性、应用性高等教育方向发展，这就使高校办学方向明确了，有的办成研究型，有的办成应用型等，质量评价标准也就多样性了。

　　大家慢慢意识到，不要千校一律，也不可能;不要一把尺子来衡量，也不现实。所以，谈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最主要的还是就人才培养目标而言的质量，要解决人才培养的多样性和人才评价质量的多样性问题。

　　《中国科学报》：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平均水平的下降?又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顾海良：虽然是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整体上在不断提高，但在当前，最急需解决的还是人才培养质量问题。因为它不仅关乎当下，更关乎未来。

　　人才培养质量平均水平的下降，可以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没能跟上高等教育的高速发展，另一个原因是专业结构拘泥于已有学科目录，未能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适时调整。

　　我在本世纪初就曾说过，中国高等教育的成败，关键在于教师，在于师资队伍建设。现在来看，这一观点还是对的。

　　要解决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问题，除了从上到下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之外，也要给予高校一定的宽松环境，使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发展，教育主管部门也应该给予指导性的管理方法，而非指令性的管理办法。

　　实际上，当前教育主管部门的指令性管理办法很多，比如能办什么与不能办什么、取消什么与增加什么、申报什么与批准什么等。这是需要改正的。

　　另一方面，国家有关部门，包括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展改革委等，还应制定中国未来人才结构变化的规划，强调就业结构的预测。这样，高校就可以相应地来制定更加切合实际需要的发展规划了，避免盲目跟风，突出反映不同学校特色、优势的高质量的人才。

　　理想人才应该责任与担当同在

　　《中国科学报》：未来，您觉得我国高等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顾海良：我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理想人才，就其共同性来说，应该具备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

　　我国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其内在的也是社会责任与社会担当，因为这并不是对个人前途的判断，而是对国家责任和担当的判断，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其精英人才培养的一种期望，其实也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坚守的理念。

　　但从目前来看，我国在这两方面的教育是比较缺乏的。比如，一些大学校长在毕业典礼上给学生上的“最后一课”，提及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的并不多。要知道，只有有了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才能把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等贯彻到底。

　　所以，从学生入学第一天到最后走出校门那一天，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都应该贯穿教育的始终，而且也要与专业教育结合起来。

　　《中国科学报》：具体来说，应该如何培养具有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的人才?

　　顾海良：201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学生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强调的就是责任和担当。用更明确的话来说，就是要立德树人，把“立德”放到“树人”的整体过程和各个环节中去考虑，而不是将两者分开。

　　以前讲“德育为先”，强调的是“德”的重要性，其实“德”是不可能脱离智、体、美、劳而“先”行的。立德树人强调的是德育要与教育的全过程、各环节结合起来，强调的是全程育人、全员育人。现在缺乏的是这一“过程”和“环节”的协调性和统一性。有的老师认为，只要把专业课讲好就可以了，但须知，专业课里也应该包含责任和担当教育，也就是把德智体美劳融合在一起，加强学生的全面发展。

　　中国传统教育里有很多好的东西，我认为，最好的就是“经师易遇，人师难遭”的思想，即“经师”与“人师”是统一的，只做“经师”并不是合格的老师，既做“经师”又做“人师”才是合格的，也就是要教会学生“为人”“为学”“为事”。换句话说，就是教师要提升自己的学术魅力与人格魅力。

　　(被访者：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顾海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