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翟天临事件仍在发酵，不知“知网”为何物的他不仅牵出国内艺人论文造假的问题，也让此前涉嫌学术资源垄断的中国知网(以下简称知网)再次陷入争议。知网，这个中国最大的学术电子资源集成商，因强势提高服务价格，已多次遭到来自各方尤其是学界的质疑。

　　鉴于学术数据库的特殊性，其对权威学术资源的版权垄断具有一定合理性。事实上，类似的涨价行为及其引发的争议在国外学术数据运营商身上也时有发生。

　　然而有学者指出，这种看似合理的“垄断权”容易被滥用，“当学术数据库不再把版权保护作为激励创新的催化剂，而是将其当作攫取高额利润的手段时，其行为便涉嫌违法了”。

　　“他们越来越霸道了”

　　不同于国内期刊出版社，几大国际出版社因财力雄厚，不仅出版期刊杂志，还运营数据库。“国内期刊由于出版单位小、散、弱，不仅出版技术相对落后，也缺乏运营数据库的能力。”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社长姜永茂告诉《中国科学报》。

　　但出于生存需要，国内期刊也希望借助在线学术入口扩大自身影响力，其通常做法是以低廉的价格将数字出版权转让给数据运营商。

　　“我国学术数据库运营商扮演着信息中介的角色，提供的增值服务有限。”中科院—马普学会计算生物研究所生物医学大数据中心副主任张国庆研究员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知网也扮演着这样的角色。知网始建于1999年6月，由清华大学和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股份)共同发起创建，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中文信息知识服务提供商。

　　知网母公司同方股份的财报显示，2018年上半年，知网实现主营业收入5亿元，毛利率为58.83%;2017年知网主营业务收入9.7亿元，毛利率为61.23%。这样的增长态势，与其连年涨价不无关系。

　　作为一名图书馆员，江苏某高校的王启云从2000年开始与数据运营商打交道。多年来，王启云的突出感受是，“他们(数据运营商)越来越霸道了”。

　　据了解，知网一般会根据购买单位的并发用户数(即可同时登录使用数据库产品的用户数量)、所选学科范围、地域差异、办学层次、办学规模等差异而采用不同的营销策略。

　　“以我们学校为例，知网每年都主张10%的涨幅，而我们与其的谈判工作进展很艰难。”王启云说。

　　此外，知网还会不断“创新产品”。比如从2018年开始，知网推出“学术期刊个刊数值版统发”，据称是国内传统出版行业整改内容质量重建的一项尝试。简单地说，知网把使用率高的几百种期刊的数据资源抽取出来另行销售，以增加利润。

　　2016年1月，武汉理工大学因续订知网服务价格过高而发布了停用知网的通知。据称，从2010年到2016年的报价涨幅为132.86%，年平均涨幅为18.98%。同年3月，北京大学也发出即将停用知网的通知，原因同样是涨价过快，价格过高，超出图书馆的预算费用。

　　但现实是，高校离不开知网。据了解，目前知网已签下期刊8000余种，独家和唯一授权期刊2300余种，实现核心期刊独家占有率高达90%以上。

　　服务价格频受质疑

　　实际上，知网涨价问题由来已久，部分高校不得已或暂停使用或展开“拉锯战式”的谈判，但最后胜利方似乎永远是知网。

　　那么，知网长期占据卖方市场的原因何在?

　　《中国科学报》尝试联系知网，其内部工作人员以“正处在特殊时期”为由婉拒了采访。据记者了解，知网目前正在针对外界反映的问题进行整改，包括此次翟天临事件中其论文是如何通过自己的查重系统的。

　　知网成立之初，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便将其“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作为国家标准正式下发执行。这就意味着，各大高校若想让图书馆论文检索系统联网，必须要遵循这一规范。

　　以清华大学为首的全国各大高校纷纷加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开始成为高校学术论文的“收割机”。知网成立当年，“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还获得教育部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官方的支持仍在继续。从2011年开始，教育部相继要求对本科、硕士和博士论文进行检测，再次加速知网在各大高校的应用。

　　以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检测为例，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北京大学法学院等开始启用中国知网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它的数据比较全，官方也认它。”王启云说。

　　同时，知网又被批准为我国唯一可以正式出版博士学位论文的学术电子期刊。在张国庆看来，正因这种唯一性，让知网有了涨价的底气。

　　复旦大学图书馆原馆长葛剑雄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既然有教育部等官方机构的支持，知网就不能完全按照商业化模式操作，应该兼顾公益性。

　　实际上，知网的定价标准也是学界关注的问题。早在2014年，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发表《十问数据库商!!!》一文，引起较大反响。其主要关注的问题即在于数据库的定价依据是什么。张国庆表示，数据库运营成本应该是可控的，但他也不清楚它们的标准为何不够透明。

　　如今，知网的数据来源已经非常清晰。上游是期刊杂志和硕士博士论文，下游是各大高校、科研机构。论文发表者对于这样的声明并不陌生，即要求作者默认在投稿的同时将信息网络传播权也授权给期刊。但这种声明在法律上的效力一直存有争议。

　　根据知网和高校签订的合作协议，论文作者一般只能获取几十至几百元不等的稿费或阅读卡等价服务。为此，学术圈内曾有“我们不是论文的生产者，而是知网的搬运工”的吐槽。

　　开放数据是一种可再生能源

　　在姜永茂看来，学术数据运营商涨价是一个普遍性问题。比如学术出版业巨头爱思唯尔，凭借《细胞》《柳叶刀》等顶级学术期刊长期占据全球出版社排行榜前列。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孙晋等人撰文介绍，2000年爱思唯尔进入中国，国内用户需每年至少订购其出版的2万美元纸质学术期刊，再支付约3万美元才可以使用其旗下的SD数据库的全部功能。

　　短短几年间，300多所办学层次较高的高校图书馆及部分重要科研机构成为爱思唯尔的用户，其用户增速惊人。从2008年开始，爱思唯尔将其SD数据库的使用价格以大比例涨幅进行提价，部分用户单位的年均涨幅达到16.7%。

　　2010年，我国30多家图书馆联合抵制以爱思唯尔为代表的国外数据库涨价行为，称这种行为已严重威胁到所有教育科研单位文献资源的可持续保障。

　　知网的销售模式也借鉴了爱思唯尔等大型学术数据库的做法，“但由于国家法律制度不同，爱思唯尔数据库的垄断虽受到国外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关注，但尚未遭受处罚”。

　　孙晋告诉《中国科学报》，知网对于不同专业影响因子位列前茅的期刊的数字出版权的垄断属于合法垄断，受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保护。他同时指出，知识产权制度设立的初衷是保护和促进创新，一旦有经营者利用其掌握的知识产权而实施不公平高价、搭售或不合理交易，便涉嫌违反我国《反垄断法》。

　　孙晋认为，执法机构应该对知网展开调查，以确认其是否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从事经营活动的情况。如果能够确认其违法，应当对其进行相应处罚。

　　他同时建议，各行业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期刊可以联合开源，对外开放其期刊收录的文章，从而实现学术文献的“开放获取”。

　　作为一种学术信息交流与共享模式，开放获取消除了付费和使用许可等障碍，有利于全球科技成果的资源共享。“相比其他国家，我国学术论文开放获取机制起步较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张志刚等人研究认为，在早期的开放获取平台建设过程中，往往是由图书馆、高校或出版社进行推动。

　　人们常说，“数据是新石油”。但它与石油不同的是，开放数据是非排他性的、非竞争性的，因此近年来学界呼吁公开由公共资助的研究数据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2018年，来自法国、英国、荷兰等11个欧洲国家的主要科研经费资助机构联合签署了论文开放获取计划。内容为：从2020年1月1日起，所有由上述机构及欧洲研究委员会拨款支持的科研项目，都必须将研究成果发表在完全开放获取期刊或出版平台上。

　　正如一位国外学者所说，开放数据更像是一种可再生能源，它可以重复使用而不降低其原始价值，从而创造新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