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像1977级和1978级中国大学生那样具有的“生源多样性”。《两院院士忆高考》收录的51位77、78级本科入学的院士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从年龄看，77级年龄最大的同学生于1947年，最小的同学生于1962年，相差15岁，足有一代人的年龄差距。年龄在20岁以上的有28人，占一半以上。高考年龄偏大，是77、78级同学的共同特征。不过，另一方面，51位院士中上大学年龄在20岁以下还是更多一些，有33人，表明还是年轻人在学习上更有竞争力。

　　从入学之前的身份看，51人中，13人是知青，12人是工人，9人务农，9位民办教师或代课教师，2位军人，应届毕业的高中生只有6人。而同一类身份中，也有很大的差别。比如知青，早的1968年就下乡了，在广阔天地“战天斗地”几乎10年;最晚的则是1977年夏下乡的，仅几个月后就参加了高考。由于不断花样翻新的“教育革命”，即使应届生的求学也都有不同的曲折经历。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不论处于什么环境，都坚持读书，永不放弃，有所追求。一旦高考恢复之后，他们就能靠自己过人的学习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这期间，除了他们个人和家庭的坚守外，他们在不同阶段受益于许多无私奉献的老师，也是至关重要的。院士们回忆高考最令人感动的故事，大都与此有关。

　　十几年积压的最优秀人才，都通过1977年、1978年的高考找出口，能上大学就是登天，很多人并不那么在意一定要上最好的大学，专业选择也更具偶然性，因此许多非常优秀的人才进入了一些并不那么知名的大学或热门的专业。这就造就了77级、78级优秀人才的学校出身和学科的多样性。事实上这也更有利于他们脱颖而出，迅速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科技界的骨干。这就比后来一窝蜂追求名校热门专业好得多。后者一方面导致了大量的人才资源浪费，另一方面使很多不那么热的专业缺乏优秀人才，至今仍然是我国科技发展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77级、78级优秀大学生大概是目前两院院士群体中出生于1950年代的主力军。从本书访谈的51位院士看，他们在大学毕业后，或进一步在国内外继续深造获得博士学位，或进入工作岗位开始挑大梁，有少数人是在工作多年后才获得博士学位的。其中一些人属于我国在改革开放年代建立学位制度后较早的几批博士之列，还有10位留学欧美获得博士学位(另有一位是国内外联合培养的博士)。其中海归博士的比例并不算高(还包括2位外籍院士)，但绝大多数人都有在国外做博士后或进修工作等经历。从他们的经历看，海外深造和工作的经历，对他们的科研生涯至关重要。这也是中国自有现代科学家这一职业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我国的高端科技人才相当程度上仍要依赖海外留学培养，如何缩小我国本土培养科技人才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仍然是摆在科技教育界的一个重要问题。

　　77级、78级大学生是他们同时代人中的幸运分子，只要比较一下他们与工农兵大学生的境遇之别即一望而知;甚至比他们的前辈如新中国成立后17年培养的大学毕业生也是幸运的，他们有更多的出国深造的机会，也有由于人才断层问题而出现的种种机遇。现在他们大都年过花甲而退休了，其中的院士们仍然坚守在科研教育第一线。他们在当代中国科技史上的历史定位还有待观察和研究。《两院院士忆高考》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研究他们。“忆高考”之后，还可以有“忆海内外求学”“忆科技体制改革年代”“忆学术创新和发明”“忆担任科教领导职务”等等，从而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风雨历程提供更多鲜活的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