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5月初至8月底，不到4个月间，中国高校及科研机构至少引进了9位诺贝尔奖得主，其中海南大学一次性聘请了4位诺贝尔奖得主。

　　中国高校对诺贝尔奖得主的热情追捧，一直备受争议。

　　赞同者相信，诺贝尔奖得主不仅做出过杰出的科研成果，更拥有过人的科学远见和科技资源，邀请诺贝尔奖得主加盟，对高校的师资力量、科研水平和国际交流都大有裨益。

　　反对者则认为，近年来的诺贝尔奖常常颁发给数十年前的重要科技成果的创造者，获奖者的年龄普遍偏大，多数早已过了科研创新的顶峰时期;更重要的是，这些重金聘请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多数不会全职在国内高校工作，有些甚至只有“虚职”“虚衔”。

　　那么，就让我们来试着算一下中国高校引进诺贝尔奖得主的“性价比”吧。

　　以近期引入的这9位诺贝尔奖得主为例，他们的平均年龄约73岁，最年长的是2008年诺贝尔奖得主哈拉尔德·楚尔·豪森，83岁高龄，被天津医科大学聘为名誉教授;最年轻的则是2014年诺贝尔奖得主爱德华·莫索尔，57岁，被山东大学聘为兼职讲席教授。

　　国内高校引进的诺贝尔奖得主普遍年龄偏大，倒不是因为不欢迎正值盛年的获奖者，只是这样的人选实在太少了。

　　2016年的一组统计数据显示，已公布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平均年龄超过70岁，且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获奖者的年龄呈现出一定的“增长”趋势。这可能与近几十年科研工作者和科研成果的数量激增，一些成果“等待”获奖的时间相应延长有关。

　　今年83岁的哈拉尔德·楚尔·豪森，首次提出宫颈癌可能由生殖器多瘤病毒引起，是在38岁那年;今年81岁、获聘哈尔滨工程大学荣誉教授的野依良治，成功合成BINAP分子是在42岁那年。这与一些研究者提出的科学家最佳研究年龄基本相符——有人曾统计1901～1999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发现他们的创造高峰期大约在25岁到50岁之间。

　　同样高龄的诺贝尔奖得主也可能处于不同的工作状态。哈拉尔德·楚尔·豪森的课题组近年来保持了较为活跃的论文产出。2019年以来，他参与发表的论文有3篇，其中一篇是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而野依良治在2016年到2019年间，只发表了一篇题为《融合并整合我们的知识以维持人类(Converging and Integrating Our Knowledge to Sustain Humanity)》的社论文章。

　　但即便是依然“高产”的诺贝尔奖得主，也很难说究竟是倚靠世界一流课题组的综合水平，还是诺贝尔奖得主的个人实力;是整个团队欣欣向荣，还是课题组长老骥伏枥。

　　鉴于国内高校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引进了诺贝尔奖得主本人，而非邀请整个团队入驻，对这个问题应当慎思明辨。

　　纵览诺贝尔奖得主的引进名单，不难发现，“名誉教授”“荣誉教授”“特聘教授”等字眼频频出现。这些“××教授”头衔，通常是高校授予在学术界有突出贡献学者的荣誉称号，往往不存在合同约束。即便有合约性质，很多也缺乏实质性的约束措施。也就是说，诺贝尔奖得主作为某一高校的“名誉教授”“荣誉教授”或“特聘教授”，究竟应该为这所高校履行哪些义务，常常是没有明确规定，或缺少制度保障的。

　　不过近年来，部分高校也与时俱进地为诺贝尔奖得主提供了一些创新职位。比如海南大学今年成立国际顾问委员会后，一次性聘请了4位诺贝尔奖得主作为委员会委员。据悉，该委员会的职责在于为海南大学制定与实现各项战略目标提供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并为海南大学的发展提供帮助与支持。

　　山东大学目前已聘请至少2位诺贝尔奖得主担任“兼职讲席教授”。校方的相关文件中，明确这一岗位的职责包括：指导学科建设和发展规划，带动学科排名明显提升;指导和帮助本学科杰出人才获得国家级科研奖励;指导和帮助团队成员入选国家级重点人才项目等。

　　引进国际高端人才，且有明确的“用人”目标，这是好事。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受聘的诺贝尔奖得主有不少是“多面手”。

　　就拿担任海南大学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其中两位诺奖得主来说，迈克尔·莱维特同时也是浙江大学教授、西北工业大学名誉教授和复旦大学名誉教授;阿龙·切哈诺沃与中国的渊源更深，他不仅身兼西华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杰出教授、南京大学名誉教授等职，还是第一位担任中国高校领导的诺贝尔奖得主——2015年起，他开始出任筹建中的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常务副校长。

　　不知道这些“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科学家们，是否还有精力对每一个篮子悉心装点。

　　难道就没有来中国做全职教授的诺贝尔奖得主吗?还是有的。

　　2010年，因发现艾滋病病毒而获诺贝尔奖的吕克·蒙塔尼被上海交通大学聘为全职教授，并带领自己的研究团队集体落户。当时报道称上海交通大学将成立蒙塔尼生物医学研究所。但之后关于这个研究所的信息鲜有耳闻。在学术网站上查询发现，吕克·蒙塔尼与上海交通大学蒙塔尼生物医学研究所有关的研究成果发表，大多集中在2011年，2013年后便不再有新的产出。

　　2018年，吕克·蒙塔尼又与新成立的中国发明成果转化研究院签署了共建“吕克·蒙塔尼实验室”的合作协议。报道称“该实验室将成为吕克·蒙塔尼在其祖国法国之外建立的首个国外实验室”。不知这里提到的“首个”，是否有将多年前的“蒙塔尼生物医学研究所”考虑在内?

　　那么，这些诺贝尔奖得主是否一如坊间猜测的那样，个个身价高昂呢?从有据可查的有限信息来看，不同机构和不同引进方式的差距还是比较显著的。

　　据媒体报道，深圳市政府计划到2020年，引进不少于10名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科学家。符合条件的诺贝尔奖得主来深圳组建实验室，最高可以得到1亿元的建设资助。

　　而山东大学公示的兼职讲席教授待遇，则为“聘期内提供10万元/年的岗位津贴;聘期内根据学科特点提供科研活动经费6万元”。

　　其实，6万也好，1亿也罢，高校引进诺贝尔奖得主等高端人才的目的，归根结底还是提升科研水平、建设学科团队、培养优质人才、扩大社会影响力。如果这些目的达到了，那么谁也不能说这笔钱花得冤枉。问题的关键在于，每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引进”“受聘”“入驻”时，都有宣传有喝彩，一番热闹景象;几年下来，关于这些举措取得了什么成果、起到了多大作用，却总是静悄悄的。

　　缺少了后续的产出报告，重金引入诺贝尔奖得主的“性价比”，难免成了一笔糊涂账。

　　希望未来，这些来华工作的诺贝尔奖得主，都可以做出与诺贝尔奖背景相称的贡献，让这些关于“性价比”的争议，都化作一时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