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黄铁军(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
近年来,“四唯”“五唯”等评价标准盛行。这里的“唯”,归根结底是追逐名利,一个典型表现就是争抢科研经费。
科研经费少的年代,就没什么好争的,大家安心做科研。
现在科研经费快速递增, “打招呼”“走关系”等不正之风却愈演愈烈。我的观点是,经费猛于虎,管不好、用不好会反噬科研。
整治科研领域的不正之风,首先要先理清其发生的内在逻辑。
现在科研评价存在一个扭曲逻辑:项目经费多等于科研能力强甚至水平高。为了拿更多项目或经费,“打招呼”和“走关系”日益猖獗。
而实际上,正常的逻辑应该是,科研能力强或者水平高应该是产出投入比高。同样的科技产出,消耗的经费应该越少越好。
科研不正之风的危害首先表现在降低了科研投入产出比,不正之风扭曲了科研经费投向,造成投入大,产出小。
其次,浪费了科研人员的大量精力,现在这股歪风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呢?我想引用一句大家常说的话:“打招呼不一定通得过,不打招呼肯定通不过。”
实际工作中科研管理机构走漏消息的情况微乎其微,于是一些单位开展有组织的攻关,开展撒网式搜罗,挨个打电话,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
更让人难受的是,这股不正之风还特别毒害青年科研人才。我相信,很少有青年人愿意“打招呼”和“走关系”,但他不这样做的话,他的学术之路可能就没办法往前走。
从这个角度说,不同流合污就难以生存,青年科研人员受害尤甚,刚开始独立从事学术活动,就要先学坏。
近日,科技部正式公布了《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暂行规定》,即“19号令”,自今年9月1日起施行。我特别希望,能借科技部这一规定,刹住这股科研不正之风。
我认为19号令出台十分必要,其对错误行为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我相信绝大多数科研工作者面对“请托”并不情愿,但没有办法,这次有了拒绝的依据:再有请托,建议回复“19号令”。
但是,仅仅制止这些行为还不够,我们还得分析产生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明确科研经费的责任,铲除不正之风的土壤。
例如,发布“指南项目”是我国科研投入的惯用方式。这类项目从立项到完成,要历经征集建议、专家讨论、行政审定、发布指南、竞争申请、专家评审、检查验收等多个环节,容易为不正之风留下缝隙。
我的亲身经历表明,这类项目管理上存在漏洞的可能性很小,问题出在责任不清,因为环节多,所以大家都不真正负责任,结果是“管理无漏洞,请托有手段”:因为每个环节“通过”都不是决定性的,所以被请托者往往倾向于“给个机会”,结果是所有环节“招呼”都打到的项目最终过关,也就是不正之风能耐最大的项目容易通过,而部分环节“招呼”没打到或者“专家没找全”的好项目却无疾而终。
所以,程序越来越正确,管理越来越严格,但请托之风却愈演愈烈,根本原因在这里。
因此,“治本”一定要进行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不是简单地减少或取消环节,而是需要想清楚谁应担负起科研经费背后的责任?
我建议,为了更好地理清科研项目的责任,管住科研经费这头猛虎,至少要把科研项目分为两大类:自由探索项目和目标导向项目。
两者的管理方式和责任主体完全不同。
自由探索类项目是原始创新的主要来源,要发挥科研人员主观能动性,研究方向和内容由科研人员选定,评审专家和管理部门应该尽量少干预。
因此,这类项目经费的责任主体是科研人员,科研管理的任务是优秀科研人员的遴选和动态淘汰。
基金委的面上、青年、优青、杰青等项目就属于这类项目,已经积累了很好的经验,应该大幅度扩大支持比例,不仅仅是支持尖子,而是扩大为对合格科研人员的常态化支持方式。这样评审就不是优中选优,而是淘汰那些不合格的申请人。
另一类是目标导向项目,需要从国家和行业需求出发,确定明确的目标和指标,设立的项目是否有价值,责任在管理部门和专家组,管理采用类似企业合同的方式约定和执行,通过竞争方式择优选择科研团队。
项目验收严格对照指标,根据完成情况奖惩,未完成的项目,需要追回部分或全部经费。
同时,在对科研人员进行评价时,不能简单地看承担项目的多少和经费总数,而要看完成项目的过程和成效。
对自由探索项目,需要说清楚为什么成功或失败;对目标导向类项目,要说清楚完成情况,包括是否有“差评”。
这样,就有望遏制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盲目争抢科研经费的歪风,培养对科研经费这种公共资源的敬畏之心,树立科研经费“够用就好,多占为耻,浪费违规,滥用违法”的良好风气。
真正把经费责任厘清了,有奖有惩,让科研经费的使用成效与人才评价挂钩,盲目争抢经费的现象就会大幅减少,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也就大幅提升。
最近看到网络上一则剪报:“1977年5月14日至19日,上海大规模集成电路会战组举行了光刻机技术座谈会,来自全国有关光刻机研制、使用的42个单位的67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代表认为,改进光刻设备、光刻工艺是目前大规模集成电路会战和提高电路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段话今天读起来也不觉得过时,引发我们深思的是,为什么40多年了光刻机还在“卡脖子”?如果我们把科研项目管理规则定好了,经费真正用到地方了,是不是类似的很多问题早就解决了?
再讲一个对比的例子。同样的时间段,1975年王选投入到“748工程”,即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研制工作中,10年后中文激光照排系统成为商品,在市场上大量推广。
当时,北京大学能拿到这个项目也非常不容易,当时也是有很多单位同时竞争的。如果照现在这种“走关系”“打招呼”之风,这个项目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可能现在激光照排还在被“卡脖子”。
因此,科研经费管理体制好不好,科研人员是不是真正尊重科研经费,真的对我国科技发展有很大影响。我衷心期望能够形成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期望我国的科研成果与科研经费能够同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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