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是对各国医疗实力的一次大考。这场考试中，中国第一个进入考场，也最早基本交卷。

　　整体上看，4.26万支援湖北的医务工作者以及更多的奋战在全国各地的医务人员交上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但是，这场疫情依然暴露出了一些医疗方面的问题，比如基层医疗资源相对不足导致大量病人涌入三甲医院、非感染科呼吸科医生应对疫情的能力稍显欠缺等。

　　如何从根本上弥补这些漏洞?进一步完善医学教育体系，从而培养出专业能力更强的医务工作者，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在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国强教授主持的“后疫情时代中国医学教育”论坛中，国内各大医学院校的教育工作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讨论。

　　优化人才比例，培养更多基层全科医生、公共卫生人才

　　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柯杨教授观察到，在疫情中，由于基层医疗不够强大，大量病人“挤到三级医院，挤占重症患者的医疗资源，甚至可能因为聚集而造成疾病的进一步扩散和传播”。她认为“80%的轻症新冠患者都应该在基层医疗中得到指导和治疗”。

　　陈国强认为，分级医疗体系是合理使用医疗资源的合理方式，但要保证这一体系的顺畅运行，就需要基层全科医生做到“小病善治，大病善识，重病善转，慢病善管”。而柯杨又强调，医疗需要分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医学人才有高低贵贱之分。”

　　事实上，中国已经意识到了全科医学的重要性。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的迟宝荣教授介绍说，2010年以后，国家设立了全科医学专业，“但是目前，全科医师的培养模式还不清晰，基层教学设备不齐全，培养质量不高。现在，我国平均每万人口的全科医师数只有2.2人”。

　　除了全科医生不足，在疫情中人们也常常谈论“公共卫生人才短缺”。

　　南京医科大学校长沈洪兵指出，“重治轻防”的问题既存在于医学院校内部，也存在于整个社会。其结果是在教育上，临床医学教育与公共卫生/预防医学教育完全分开，“几乎是平行关系”。

　　他说：“临床医学专业中，尽管我们开设了一些公共卫生课程，如流行病学、卫生统计学等，但是对于这些课程，学生和老师都普遍不够重视。另一方面，预防医学专业的教学通常更重视理论，对于到疾控中心、人群现场的实践教学不够重视;学生在卫生政策、医学信息、健康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也不够。”

　　在这样的情况下，沈洪兵认为下一阶段的重要目标应该是公共卫生教育与临床医学教育的融合，“临床医学教育团队中要有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教师参与，公共卫生教学中也希望有临床医学和其他不同学科的教师参与”。

　　迟宝荣也关注重治轻防的问题，并认为应当“科学调整临床与公共卫生等不同专业的人才结构比例”。

　　无论是要培养更多基层全科医生，还是更多公共卫生人才，都涉及到医学教育中最基本的“分类培养”制度。沈洪兵说：“医学院校要分类，既有培养高层次医学人才的院校，也有培养基层卫生健康人才的院校。”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主任颜虹教授也说：“国内200多所医学院校，遍布东西南北，它们之间的差异很大，各方面条件都不相同。所以，每所医学院都应该走特色发展的道路。”

　　应对突发疫情：各科室医务人员都有责任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副院长万学红教授注意到，在疫情中不同科室医护人员的应对能力有所差异。他说：“在这次疫情中，武汉中心医院等多家医院发生了医护人员感染，但呼吸科医生的感染比例很低。这说明和呼吸科、传染科的医生相比，其它专业的医生对重大急性传染病的应急处置和自我防护能力还有待加强。此外，不同专业的医生都参加了新冠肺炎的救治，许多医生对呼吸系统疾病并不熟悉，这导致在疫情早期，重症患者的救治成功率相对较低。”

　　近年来，非典、甲流、新冠等各种急性呼吸道传染性疾病相继流行。这些疾病传染性强，防控难度大，且不断出现新的变种。培养所有专业医学生应对这些疾病的能力势在必行。但是正如万学红所说，在2016版的中国医学教育标准中，对传染科的实习要求并不明确。他希望“在再次修订时，可以对重大传染病的应对能力、传染科的实习等，提出更具体的要求”。

　　万学红还回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在美国学习时导师曾向他介绍，艾滋病在美国出现之后，美国要求所有专业的医生都必须在每年的继续教育中学习至少2个学时的艾滋病相关内容。

　　万学红认为我们可以借鉴这一做法，“在医生的继续教育中，将新发传染病、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列为必修内容，并设定最低学时要求”。

　　万学红也注意到，在2020年3月2日，相关部门向社会发布了16个新的职业，其中就包括“呼吸治疗师”。呼吸治疗师的主要工作是为呼吸功能不全的患者提供各类呼吸支持治疗和气道管理等临床操作。

　　在此次援武汉的4万多医务人员中，就有140多位专业的呼吸治疗师。万学红认为：“有了明确的新职业，他们将会有更好的职业发展前景，会在今后的重大疾病救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高层次研究型医学人才如何培养?

　　一直以来，最尖端的医学技术和最新的药物常常最先出现在欧美国家，然后才传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我们还缺少兼具临床技能和科研能力、能够与科学家合作发展新疗法的高层次复合型医学人才。

　　沈洪兵认为，要培养这类人才，需要在培养好基本理论与技能的基础上，尽可能拓展学生的知识面、科研能力和原始创新能力。而且在我们的分类培养体系中，也应该从本科阶段开始，就为这些有科研兴趣和学术追求的学生提供创新实践的机会和平台。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院长陈翔教授则认为，医学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不太可能在医学院校教育的五年或八年时间里，培养出真正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他认为“我们能做的是赋予学生成长的潜力”，将他们培养为“干细胞型人才”。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未来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成长为各种类型的医务人员，其中一部分也将成为“瞄准最复杂疾病的医学科学家”。

　　言传身教：有好教师，才有好教育

　　陈翔还说：“教学的最后一公里是优秀的教师”。给教师更多尊重和发展空间，让他们更加真诚地热爱教学、愿意为教学投入更多精力和创造力，是提高医学教育水平的关键环节。要做到这一点，颜虹认为“我们还需要更好的教师队伍建设和评价制度”。

　　中山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匡铭教授则分享了自己参加“欧洲医学教育联盟年会”的感触。在这个世界最大医学教育组织的年会上，参会者中90%左右都是临床医生，而不是医学院校的教师。这是因为在许多国家，人们认为培养下一代医学工作者不只是专职教师和管理人员的责任，更是所有医生的责任。所以匡铭说：“医生应该成为医学教育实践和改革的主体参与者。我希望教育部认真考虑培养一批擅长医学教育，又懂医学前沿的医生。譬如，可以在有条件的院校试点设置医学教育博士或者硕士学位，也可以在继续教育中，让有志于医学教育的临床医生将医学教育选择为主要方向。”

　　在讨论中，许多专家都提到了医务工作者的“岗位胜任力”，并一致认同培养具有足够岗位胜任力的未来医务工作者，是医学教育的核心目标。而南方医科大学校长黎孟枫认为，岗位胜任力不只包含治病救人的专业技能，也包含医学的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正如陈国强所说，医学的对象是人，兼具科学和人文的双重特性，它是“人文科学中最科学的，科学中最人道的”。

　　柯杨认为优秀的临床医学工作者需要有足够的爱心和共情能力，“他们要能够用最合适的方式向病人解说病情，并站在病人的角度上选择最合适的治疗方案，在有些情况下，还需要安抚病人的情绪”。

　　那么，如何培养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呢?

　　柯杨说：“最重要的途径是前浪对后浪的模范带头作用，即老师的榜样作用。比如在这次疫情中，医护人员的表现就成功激发了许多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另外，评估体系的导向作用也很重要，在非特殊时期，日常工作中的人文关怀也应当受到鼓励和认同。”

　　提升医学教育，需要化观念为行动

　　如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副院长胡翊群教授所说，新冠疫情中，全社会都感动于医务工作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并对提升医学教育水平的重要性普遍认同。

　　然而黎孟枫认为，这种认同常常是抽象的，还没有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资源投入。

　　他说：“许多医学院校为了换取办学资源，不得不扩大招生规模。此次疫情再次提醒我们，医学教育缺陷所能导致的后果是人民、国家难以承受的。我们需要反思和改变之前的许多做法，为医学教育提供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柯杨还指出：“医学教育不是孤立存在的。如果没有完善的社会医疗体制，医学专业就无法吸引到最优秀的学生和教师。”所以，医学教育工作者要在做好本职教育工作的同时，向政府和全社会发出呼吁，推动医疗体制的不断完善。

　　在论坛最后的总结中，陈国强说：“医疗卫生事业事关人民健康、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医学教育是非常庞大而复杂的系统，要全面提升这个系统的运行效率，需要全社会提供充足的资源和观念保障，也需要医学教育工作者“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切实推动符合医学人才培养规律的更多改变。

　　*本文改写自《国家科学评论》(National Science Review, NSR)Forum文章“Challenges for China’s medical education in the coming post-COVID-19 era”(https://doi.org/10.1093/nsr/nwaa168)，原文作者为邵莉(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务处处长、中国医院发展研究院医学教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赵维杰(NSR新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