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内容或图片造假”“第三方代投稿件”“假冒同行评审”……近年来，国内外许多违背科研诚信的事件曝光后，大多以论文被动撤稿落幕。在此过程中，学术期刊作为科研成果的重要载体，也遭遇了科研诚信的挑战。

　　科技期刊出版机构会构建怎样的防火墙?期刊编辑如何做好“守门员”?期刊会否继续录用有撤稿记录的作者的论文?

　　近日，《中国科学报》就相关问题采访了爱思唯尔全球期刊出版总裁菲利普·特赫根(Philippe Terheggen)。他掌管爱思唯尔旗下包括《细胞》《柳叶刀》等知名期刊在内的超过2650种科学技术及医学期刊。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看待科研诚信的重要性?

　　特赫根：

　　科研诚信是科研的核心本质。这一判断基于强大的逻辑：科研如此复杂，世界上的科研团队都在独立地工作，但每个科研团队都依赖于其他人的前期成果。每一项科学突破都会带来一系列的后续实验，这些实验不可能由单一的科研团队完成。

　　换句话说，科研人员依赖于彼此之间能够信任的信息。因此，科学知识的进步仰仗于对他人成果的诚实肯定、科研行为的诚信、成果的分享、同行评审的诚恳反馈以及可信赖的研究沟通。

　　科学受益于诚信，因为科学家们是如此依赖于彼此，而只有当科研人员能够彼此信任时(即使他们并不认识对方)，这种相互依赖才能成立。

　　对科学的信任也是研究资助的前提。只有科学保持其可靠性，才能确保研究资助的获得，而科研诚信对此也是有帮助的。

　　科学对于解决诸如食品安全、气候问题或可再生能源等世界上最重大的问题至关重要，而科学要发挥作用，就必须被资助机构、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所信赖。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世界需要可信赖的科学。

　　《中国科学报》：对于期刊出版机构在建设科研文化、推动科研诚信中的作用，您有何看法?

　　特赫根：

　　我们致力于打造合作、公正、开放、创新与信任的文化，我相信这种文化是与科学的价值相契合的。固然，科研文化完全是由科学与科学家所拥有的，而我们则以自己能够作为的方式来支持科研文化。期刊体系将洞见与人聚合到一起。

　　试想一下，同行评审报告的分享就是一种非正式的科研信息渠道，其传播量甚至超过已发表论文的两倍。

　　大多数评审报告都提供了关于科研行为和科研分析的反馈。因此，出版商在推进编辑流程的同时对科研质量和科研诚信的治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科学报》：完善的学术诚信体系就像“疫苗”一样，有助于遏制病毒的蔓延。请谈谈爱思唯尔诚信体系的“疫苗”是如何逐步构建的?现有体系如何力争做到防患于未然?

　　特赫根：

　　我们与全球范围内超过2.4万名处理稿件的编辑合作，他们大多数在大学、医院和政府的研究机构工作。

　　每年，我们都会从自己全球编委和客座编辑的资源库中招募数千名编辑。新编辑把延续数十年的知识结构带到工作中，由很熟悉其学科领域的、我们的出版人和出版总监把关。

　　出版人会对编辑工作进行指导，老编辑也把技能传授给新编辑，编辑和出版人根据具体期刊覆盖的特定领域，共同管理期刊的主题相关性、创新性、范围、立场与诚信。

　　在研究领域内的深度洞察，新编辑的入职、培训，关于科研与出版问题的指导和不断的讨论——这些共同支撑起重视质量和诚信的文化。

　　编辑的任期一般是8至10年，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但不是终身。

　　一方面，编辑积累和分享经验，另一方面，编辑的轮换也使来自新背景、新兴研究领域或不同地区的新鲜血液不断注入。它与疫苗的对比不是直接的，但与疫苗有一个共同点：都有长时间的记忆，但也都需要偶尔强化以保证其活性与相关性。

　　《中国科学报》：除了评估一篇文章的科研创新之处，在判断文章结论是否站得住脚，是否存在粗心的疏漏或有意的改动时，编辑和审稿人往往需要做哪些事情?

　　特赫根：

　　编辑和同行评审专家会尽其所能识别真正经得住考验、具有相关性或创新之处的论文。如有疑问，他们会要求作者修改，或者在评审之前或之后拒稿，或者推荐考虑重视科研成果的扎实性、而不那么看重纯粹新颖性的其他期刊。最初投到某一本期刊的论文只有一小部分能够发表，不需修改就能发表的论文就少之又少。

　　换句话说，论文的不断修改既完善了科研行为，也提升了论文质量。当然，编辑和评审专家并非“超人”，不是所有结论都能证实，错误也难免会溜进来。因此，文章发表之后来自读者的验证也非常重要。

　　编辑和评审专家也越来越在编辑过程中借助于技术的力量。例如，现在我们可以扫描每一篇论文有无抄袭问题。我们有三分之一的评审专家是基于算法推荐的(也综合了编辑的考量)。我们正在试验自动检测手段来识别图片修改、强制引用、证据改动等多种行为。

　　我期待着这种技术支持扩大到语义工具，用以核实参考文献的相关性和完整性，以及研究假设、方法和结论的相似性。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导致撤稿的潜在因素有哪些?应当如何理性看待撤稿现象?

　　特赫根：

　　撤稿或是由于作者承认无心之过，或是出于对科研或出版行为是否诚信的疑虑。如果作者注意到论文包含方法论或数据解释方面的错误，就可能会诚实地承认。我们应该给这些作者鼓掌，因为他们避免了对科学知识造成污染。合理原因导致的主动撤稿实际上是科学知识不断演进的众多方式之一。

　　由于不诚信行为导致的被动撤稿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对期刊诚信的有组织的毁坏，例如有人假冒客座编辑、审稿人，或者出于商业目的伪造论文。部分此类行为的问题在于它们只有在发表之后才能被检测出来。

　　从单篇论文很难发现端倪，只有基于大量论文的模式识别才能分辨。我们的鉴定团队掌握了大量信息，并利用了数据科学和其他技术来进行检测。这可能要花费多年，但是我相信，百分之百的绝对科研不端行为，如修改图片、伪造结果或强制引用终将暴露。我们都见到过，严重抄袭事件发生10年、20年之后，(当事人的)科研生涯终止了。

　　《中国科学报》：对于因科研诚信撤稿的作者，科学期刊一般是否会继续采用其论文?

　　特赫根：

　　科研人员一旦被证实存在科研诚信问题，他们会发现重建其信用是很难的。我们没有建立不诚信作者的名单，但我相信出版界的期刊编辑群体是有很好的记忆力的。

　　严重的科研欺诈事件通常会影响到各个出版机构的出版物，所以对于相关问题人员的顾虑很容易在编辑们之间扩散。撤稿的记录永远无法抹去。

　　同时，学术界对于初级科研人员的小问题也显示出包容，例如，在论文的“研究方法”部分抄了几句话，但却充分说明“参考”了原作者，实际上是一个轻微的违规。

　　《中国科学报》：以爱思唯尔为例，请谈谈出版机构如何与科学界互动，维护良好的科研环境?

　　特赫根：

　　每一天，每一周，我们都与科研人员有着许许多多的对话，而且在全球疫情中得以持续，虽然我们发现在疫情中扩大联系比平常更难了。

　　对话的主题涉及与科学家相关的方方面面，包括研究经费、终身教职、职业生涯、教育、技术、科研政策等等。我们注意到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有开展研究、保持竞争力、展示社会影响力等方面的压力。我们通过提供关于研究的洞见，以及内容、数据、平台和技术，对科研环境提供支持。

　　30年前要花几个小时收集的信息现在只需要3分钟就够了。我们如今在研究流程、医疗卫生和医学教育中受到的信赖和发挥的作用，在我刚做出版人时只是梦想而已。在下一个时代，我们还将运用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及其他技术来支持科研进步。

　　我认为负责任地使用信息工具能够改善可发现性，整合科研内容以快速浏览相关内容、指示关系，甚至生成研究假设。

　　与社交媒体不同，科研知识的网络需要防止泡沫，提供透明性，并由科研人员完全掌控。我相信在科研领域将有信息产业发挥支持作用的一席之地——作为“数字化科研助手”扮演不显眼但可靠的配角，而科学家才是真正的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