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不是要求必须着正装的场合，施一公绝大部分时间会穿着一双运动鞋。从2008年放弃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职回到母校清华就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到2018年辞去清华大学副校长之职全力以赴筹办西湖大学，归国十三载，公众视野里的他总是步履轻快、神采奕奕。

　　身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西湖大学校长和清华大学教授，施一公的日程表总是排得满满当当。几次改约后，记者终于见到了他。地点是在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这也是他的更衣间、休息室。在这里，成堆的专业书籍摞在一起，衣架上挂着不同场合需要的服装，方便他随时换装奔向下一个会场。采访开始前的几分钟，施一公仍在回复邮件，助手则略带歉意地提醒记者一定要控制好采访时长，因为“施老师稍后还有学术会议”。

　　充分、高效地安排每一分钟，这是贯穿施一公数十年科研生涯的习惯。这份坚持和努力，让他带领团队一次次在世界级科研难题的比拼中抢先“撞线”，也让他收获了2020年度陈嘉庚生命科学奖的荣誉。这既是国家对重大原创性科学技术成果的充分重视，也是对他归国以来科研成果的重要认可。

　　“2008年回国后，我的压力来自如何证明自己、如何突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学术成果。应对这种压力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选择课题，一定要选择比在普林斯顿大学意义更加深远、真正在结构生物学甚至整个生命科学领域举足轻重的课题来攻关。”施一公当初锚定的三个课题方向中，此次获得陈嘉庚科学奖的“剪接体的结构与分子机理研究”正是其中之一，是他“当时根本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成果来”的坚持，也是他“从小到大最为之兴奋”的突破。

　　科研路上，施一公一路奔跑，但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里，他发表文章的数量却创了1995年以来的“历史新低”。担任西湖大学校长的这两年，待在实验室里的时间少了，他更多地开始思考如何领跑、陪跑，让更多的世界级科研成果出现在中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

　　“我总是在想，35岁的施一公和53岁的施一公有什么区别?”初夏的阳光打在脸上，施一公对记者讲述着他心中翻腾交织的从容与紧迫：“35岁是我在普林斯顿获得终身教职的年纪。和当年的施一公相比，我的反应速度、语言组织能力甚至演讲能力都大不如前。但年龄增长带来的也有优势，那就是积累多了，我更加自信、也更有经验，知道科研在哪些方面更容易突破。现在我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每一天都充满了危机感，希望自己能多做一点、再向前一步。”

　　他深知创新对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在强烈的紧迫感驱使下，施一公把自己科研生涯多年积累的优势，转化为人生下半程不断前行的动力。

　　“西湖大学的定位在于小而精、高起点、研究型。”施一公如此描述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一是我们希望为国家探索新型大学治理制度，立足中国大地、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国际化办学规律、符合科技发展规律;二是我们希望在大学里探索一套适合中国国情，又鼓励创新的科技评价标准;三是我们希望培养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拔尖创新人才。”

　　他看重科研的取向与眼界。面对每一位新入职的科学家，他总是说，不需要有发文章的压力。因为办西湖大学不是为国家再增添几百篇论文，把影响因子再往上冲一冲。“At Westlake University, only the sky is our limit!”(在西湖大学，科技创新一切皆有可能)，他在给每位受邀者的邮件中如此写到，期望他们能在这里做一些有意义的、“如果缺了，你的领域会有一个缺口，不能自圆其说”的工作，“要努力做各个科研领域的引领者、而不是跟随者”。

　　“思考全面、高效率、注重科研细节——他总是能敏锐地看到学生存在的问题，却特别讲究方式方法，从没跟学生说过重话。”跟随施一公求学七年，从青年学生到入选“未来女科学家计划”，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西湖学者万蕊雪表示自己学到太多，“但最让我敬佩的还是他的科研热情，永远都那么饱满。”

　　采访快要结束时，他再次对记者表述这份始终如一的初心，“我是一个科学家，这是我最根本的属性。独立科研生涯已经将近23年，我总是在跟自己的过去比，总是希望超越自己。我想这是所有真正科学家的共同特点——突破自己过去最高的成就、最大的研究成果、最享受的一次发现。我期待，也相信自己能走得更远、做得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