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在炮火下求学，在荆棘中拓荒，风雨征程，用汗水、用青春为祖国实现了火箭升空、卫星环绕、飞船登月、踏足火星的壮丽梦想。”获得“七一勋章”后，两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顾问陆元九这样形容自己的经历。

　　101岁的他头发白了，背也弯了。年初，他说自己现在已经出不了院子，没法像以前那样散步了。

　　但对航天，陆元九内心依然澎湃着激情。

　　世界第一个惯性导航博士 曲折回国

　　“炮火下求学，荆棘中拓荒”，是陆元九人生的真实写照。

　　1920年，陆元九生于安徽滁县一个教员家庭，自幼接受了良好教育。他在战火中念了大学，毕业于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40年代中期，已经留校任教的陆元九考取了赴美第一批公费留学生。

　　去美国并不容易。当时，太平洋水雷密布，他只有选择印度洋和大西洋航线，从重庆飞到昆明，再从昆明飞到印度加尔各答候船，光等船就等了两个月。

　　陆元九去了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还大胆选择了一个自己之前都没听说过的专业——仪器学。

　　仪器专业博士学位由“惯性导航之父”德雷伯教授设立。他力主将自动控制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惯性测量技术领域，即依靠控制技术来提高惯性测量系统的精度，创立了惯性导航技术。

　　这项技术十分关键，美国政府将其列为重要军事研究项目。

　　它也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因为专业难度高，此前报名者寥寥。但陆元九觉得有挑战，也挺刺激。他成了德雷伯首位博士生。留美4年，1949年，陆元九获得博士学位，之后被学校聘为副研究员，继续从事军事科学研究。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后，陆元九知道，到了回国作贡献的时候了。

　　当年，去往大洋彼岸求学的道路曲折。如今想要回国，更是困难重重。

　　新中国与美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而且陆元九从事的研究还属于军事机密。为了回国，陆元九先退出了军事科研小组，转入研究原子弹破坏效应的实验室，机密等级降低了。

　　但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回国又变得遥遥无期。美国当局要陆元九加入美国籍，但他坚决拒绝了。作为交战国公民，陆元九必须每3个月向联邦调查局报到一次，证明自己没有不法活动。

　　为彻底脱密，1954年，陆元九离开了实验室，转而进行民用科技研究。

　　苦熬许久，机会终于来了——中美达成协议，中国留学人员可以回国了。1956年4月，几经周折，陆元九全家才登上返回祖国的轮船。

　　轮船先到日本，又绕到菲律宾马尼拉。经过23天的航行，船才到香港。

　　一行人走过了九龙关口，踏上了祖国的土地。当时，陆元九心中百感交集——回国的路看似平常，竟走了这么多年!

　　持续创新 成航天惯导系统领军人

　　当时，惯性导航堪称世界一流技术。陆元九带着最先进技术和一颗赤子之心归来了。

　　回国后，中国科学院正在筹建自动化所，国家便让在这方面有专长的陆元九到自动化所任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后任副所长，参加筹建和惯性导航技术的研究开发。

　　当时可以说是白手起家。条件艰苦，研究设计没有任何原始数据，很多时候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20世纪60年代初，陆元九在中科院、中国科技大学同时负责多项工作，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1964年，他的心血之作《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上册)》出版。这是我国惯性技术方面最早的专著之一，它对我国惯性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65年，陆元九主持组建了中科院液浮惯性技术研究室并兼任研究室主任，主持开展了我国单自由度液浮陀螺、液浮摆式加速度表和液浮陀螺稳定平台的研制。

　　在长春，我国第一台大型精密离心机也在他的主持下诞生。陆元九说，这些都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没有任何经验和数据可参考。

　　1978年，陆元九被调往北京控制器件研究所任所长。他积极参加航天型号方案的论证工作，根据国外惯性技术的发展趋势和国内的技术基础，指导新一代运载火箭惯性制导方案的论证，确定采用以新型支承技术为基础的单自由度陀螺构成平台—计算机方案。

　　他一直倡导要跟踪世界尖端技术，并在型号工作中贯彻“完善一代、研制一代、探索一代”的精神。在陆元九的领导下，中国航天先后开展了静压液浮支撑技术等预先研究课题以及各种测试设备的研制工作。

　　陆元九也曾写过文章，指出科研人员必须要有科学严谨的态度、务实的作风和锲而不舍的精神。这种作风体现为认真对待工作中的每一项理论分析、每一份设计文件、每一次试验、每一个数据，容不得半点疏漏。“我认为，做这项工作既要有跑百米的冲劲，又要有跑万米的耐力。”

　　跟陆老共事的人都知道，让年轻人“进步快一点”，一代接一代擎起航天事业的旗帜，是他的夙愿。人们说，陆院士注重人才培养，在航天专家里出了名。

　　101岁的陆元九对新一代科技工作者仍有嘱托。他说，要把创新当作一场没有终点的长跑。“在党的旗帜的引领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科技报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