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百余年来，北京大学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特别是北大的广大离退休老同志在劈波斩浪中开拓前进，在披荆斩棘中开辟天地，他们的功业载入史册，他们的精神历久弥新。这里是北大一批老同志的回忆文章。他们的回忆，从不同的侧面，勾画出北京大学的发展历程，记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是了解北大历史，乃至中国高等教育史的珍贵史料，也为我们理解北大传统、传承北大精神提供了一本生动的教科书。这是一封穿越时空的来信，更是一份矢志报国、不懈奋斗的青春宣言。

　　个人简介：徐天民，1935年出生，云南昆明人。1954年考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毕业后留校，从事党政工作及医学伦理学研究。曾任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北京市政协第九届政协常委兼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专委会主任。

徐天民

　　我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平民百姓家，祖辈世代经商，只有曾祖父徐有才在清光绪年间中过武举，被调到贵州做官死于任上。传到父亲这一辈，家道更加萧落，父亲这一生仅做到一个民营公司的主任会计师而已。

　　回首往事，并非如烟。我爱我的家，爱培育我的母校，爱家中每一位亲人和一起学习、工作过的朋友同事们，但自从1940年我家被日本侵略者飞机轰炸之后，我更知道了爱国的意义。爱家必须爱国，没有国就没有家。个人的成长与国家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回首过去80余载，我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发展与繁荣，回忆往昔岁月，以期我这耄耋老者的经历能对年轻人有所启发。

　　激情燃烧的少年岁月

　　我的家坐落在昆明市小东门附近的一所四合院内，进门有一个装饰有福字的清灰照壁，园内有一个精巧的砖砌花坛，坛侧有一棵枝叶繁茂的老槐树。夏秋之际，那就是我和妹妹嬉笑玩耍、奶奶坐着藤椅乘凉聊天的地方，可惜这个美好的家园在1940年11月6日被日军轰炸毁于一旦。

　　当时我只有5岁，但父亲在废墟前的一番话却让我刻骨铭心：“家虽然被炸毁了，但幸好人都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这口气在，我们就不用怕，一切都可重来!”是的，一切都可重来，这句话支撑我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给了我们重建家园的信心与决心。

　　抗战胜利后，昆明的民主浪潮一直高涨。一方面是因为云南人民爱国、护国的光荣传统，民主思想深入人心;另一方面是受到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等内地高校迁入当时的大后方昆明，带来了“五四”“一二·九”运动的民主思想影响。加之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的中央政府矛盾加剧，对当时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相对宽容态度，使得当时昆明的民主运动，特别是学生的民主运动，有了蓬勃发展。

　　高小时期(约11岁)我读就跟随表兄叶光裕等昆华中学初二的中学生们参加每周末晚云南大学的营火晚会。晚会上，学生们除了跳舞唱歌，还会有一位学生领袖发表演讲，内容大多是反内战、反饥饿，抨击当局的特务统治等。这时全场学生会变得十分激动、热情高涨，营火晚会一般会在参与者高唱革命歌曲中散会。我虽然不完全懂得他们演讲的内容，但是参加这些活动逐渐培养了我的民主意识和革命意识。

　　1945—1949年是昆明最黑暗的时刻，国民党加强了特务统治，镇压爱国民主人士和学生运动，发生了“一二·一”惨案，4名学生被杀，接着发生了李公朴、闻一多先生等被特务杀害的事件。这引起了云南各界人士的公愤，唤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识觉醒，为日后云南的和平解放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1949年4月初，表兄叶光裕和他的一位朋友——民族中学学生王伯恩找到了我(我那时是昆华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说根据我历年来参与进步学生运动的表现，介绍我参加一个叫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地下秘密组织)的革命组织。我当时既兴奋又好奇，欣然同意加入。事后不久，就有昆中的一位老校友石世龙来和我联系，告诉我已经被组织接受入盟，正式编入“民青”昆中支部，并被选为昆中支部的支委兼任初中部的小组长。我们小组一共有5位“民青”盟员，在以后的护校斗争及监视敌特活动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9月，临近昆明解放前夕，国民党势力在大陆做了最后的挣扎。9月9日，在蒋介石施压下，省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配合国民党特务，大肆逮捕进步人士约400余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九整肃”事件。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正式成立。同年12月9日，卢汉在昆明和平起义，正式宣布脱离蒋介石政府投向人民怀抱。当时国民党还有两个军(李弥的第八军和余程万的第二十六军)驻扎在昆明附近，而解放军的二野四兵团陈赓、宋任穷部已在进军昆明的途中。国民党的两个军都对昆明进行了包围和进攻，而卢汉手中只有几个新组建的保安团，形势十分危急。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和号召下，昆明的工人和学生迅速组织了以共产党员、民青盟员为核心的义勇自卫队，协助军警保卫大昆明。

　　12月10日上午，昆华中学的地下党员和盟员召开紧急会议，号召进步学生集合到云南大学参加义勇自卫队。我将一条棉被和两件衣服打成一个包，就随队到了云南大学主楼前。其时，大楼前已集中了100多人，组织者向大家发放有义勇自卫队标志的红袖套。年满18岁的学生被分配到自卫队，18岁以下的学生被编入自卫队的宣传队。我就被分到了宣传队。宣传队共4个小组，我任第2小组组长，宣传的重点区域是小西门、武成路和华山西路一带。我们小组共5个人，第一天宣传募捐活动就募得了40枚银圆，当晚如数上交队部，受到队部的口头表扬。

　　我们在云大坚持了9天，就接到通知说宣传队可以解散回家了。我步出云大，迎面就碰见了母亲和二叔。他们这些天到处打探我的消息，从学校处得知我们驻在云南大学，立刻来找我。恰巧碰上，彼此都十分高兴，就一起回家了。在家休息了近半个月，我又返回了昆华中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赶到昆明，击溃了国民党军。解放军除一部分继续追击逃亡滇西南的国民军残部外，剩余部分决定于1950年2月举行入城式。我们“民青”的任务是组织群众夹道欢迎，并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安保工作。2月20日，解放军开始入城。欢迎的群众从正义路到金碧路，夹道数公里。大家手执国旗、彩旗，载歌载舞迎接解放军。眼看英姿雄壮的人民子弟兵唱着革命歌曲，带着轻重武器装备阔步走来，我心中不由一阵阵感动。在大家欢呼的同时，我为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流下泪来。

　　与北医的不解情缘

　　从1954年考入北医算起，我在北京医学院(1985年更名为北京医科大学，2000年并入北大，改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学习、工作已经65年。中间有两次离开：一是去甘肃省平凉地区10年;二是1990—1994年调到中共北京市委工作5年。这两次离开又回来的心境，就像蜜蜂离不开蜂巢，到外面去转一转，终因不忍割舍的情怀又回到母校。母校值得回忆的故事很多，她是我的事业、我的家，是我一生成家立业的地方。

　　我高中念的是卫校(西南区云南卫生学校)，从那里毕业后去云南省红十字会医院工作，工作不到一年，我参加了1954年高考，考到了北京医学院药学系。一入学，我们就被学校安排在北医13宿舍内的一处花园般的教学区内学习。花园中一大间花厅固定为我们班的专用教室。这花园原是一个私家花园，园内有假山、亭阁、水池，池畔罗列着奇形怪状的太湖石。园中有茂盛的花草树木，有一青砖小道横贯至花园出口，两旁都种着紫丁香。每到春夏之际，紫丁香花香扑鼻。每日清晨，我和同学们都在亭中或池畔背外语单词，晚饭后会有同学在亭中唱歌或吹奏口琴，气氛轻松而又热烈。这种书声琅琅、弦歌不断的氛围是我喜爱的书香氛围。

　　药学系在医学院是一个理科性质的小系，因为医药不分家的关系留在了医学院。当时药学系学生400余人、教师30多人，师生关系、同学关系都比较亲密。我在云南卫校期间考的是药剂班，学了3年药学，考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本科，又学了4年药学。根据工作需要，我改行从事行政工作(党政)，后被派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进修了一年哲学。这样，我既有7年药学的理科基础，又有了1年在人大学习哲学的机会。

　　在做好党政工作的同时，我选择了一门既适应我的状况、又令我感兴趣的学科——医学伦理学作为我的新专业。20世纪80年代，我受市委推荐，担任北京高校德育研究会理事长兼《大学德育》杂志主编，在北医校内又兼任社文部主任和北京市医学哲学理事会副理事长。这些工作都有利于我开展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我不仅给医学本科生开设医学伦理学选修课，而且着实读了不少本专业有关的著作，并撰写了一批研究性的文章。我主持的项目如“当代中西方医学伦理思想比较研究”的成果，先由《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发表，后以《中西方医学伦理学比较研究》为名，由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作为科研专著出版。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由我主编的科研专著《珍惜生命权利》一书，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一等奖和北京市最佳科普图书奖等4个大奖。这是我在专业工作上得到的最高荣誉和最大肯定。我在北医取得的专业技术职称是医学伦理学研究员，调中共北京市委任教工委副书记兼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院长后，因为我多年从事大学德育研究工作，又获评为德育学教授。

　　我在北医另外一段很重要的经历是与学生工作息息相关的。1955年5月5日，我正式入党，当时是学校党总支副书记彭瑞骢亲自跟我谈话的。成为党员后，我被任命为药学系团委书记，为药学系的同学们服务。1958年，为了加强对学生的正确引导，切实加强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北医党委开始建立专职辅导员的试点工作。于是我被从药学系四年级抽调出来，与医疗系的汪士昌和口腔系鞠九生共3人，成为北医的首批专职辅导员。当时学校很重视对专职辅导员的思想政治培养，入职不久我就被派到人大进修，脱产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段辅导员经历对我来说很宝贵，在跟同学们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不断提高自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认识，提升自己作为一名辅导员的思想政治水平。

　　1969年开始了我在甘肃平凉工作的10年，1979年11月才回到北医。回来后，先到北医三院任党委副书记，后于1982年调回北医升任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分管意识形态和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这时北医的政治辅导员队伍已发展至全校20余人的规模，他们都是我工作中的亲密助手与战友。我们携手并肩工作多年，经历了很多事情。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高校学生辅导员的工作职能不断调整充实，队伍也不断发展壮大，真正成为学生不可缺少的良师益友，成为抚育学生健康成长的园丁。

1985年北医学生政工会议，第一排左四为徐天民

　　北医成立已经100多年，历经各代师生的奋斗，形成了不少优良的风气和传统。在政治上，北医人坚持民主进步，与祖国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在学术上，坚持严谨治学，反对浮夸和作假;在社会服务上，北医人热心公益，自发奉献的例子也不少。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云南某地发生大地震。第二天一早，北大医院的两位大夫已打好背包坐在党委办公室门口，等待组织派遣，准备奔赴地震灾区，这种“枪声就是命令”的自觉行动，是薪火相传的北医校风养成的。

　　如何让这优良校风、学风深入人心并浓缩成利于广为传播的文字，是优良作风薪火相传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当时思考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1987年，北医校庆75周年，作为校庆活动的总负责人，我撰写了北医校刊庆祝校庆的社论，正式把北医的校风概括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热忱服务的献身精神”，北医的学风是“勤奋、严谨、求实、创新”。这一校风和学风的概括一直沿用到现在，算是我对北医校风、学风形成的一点小小贡献。

　　忆平凉峥嵘岁月

　　回顾往昔岁月，虽然大部分学习、工作、生活是在高校校园中度过的，但我也到广阔天地历练过、打拼过。这些社会历练奋斗，使我广泛接触社会，开阔了心胸、拓宽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和才干，人也进一步成熟起来。

　　1969年11月，我到甘肃平凉安家落户，在平凉工作。当时北医下放甘肃的医护人员及其家属、子女，约为1200余人，在平凉有300余人。我被留在地委机关，先是任地区革委会政治部副主任，地委恢复后转任地委宣传部副部长。虽然有了领导职务，但我决心要深入工农群众，接受改造和教育，所以凡是有下乡下厂的蹲点任务，我都自觉抢先报名参加。在平凉10年，我到农村蹲点约3年：在灵台县景村大队蹲点1年半，在静宁县威戎公社蹲点半年，在泾川县王村公社蹲点半年，其它临时抽调下乡扶贫、抗灾以及催耕催种工作十数次，累计已达半年以上。我在地区运输公司、地区汽车修理厂等厂矿单位蹲点也达一年以上。在平凉工作期间，我到农村、厂矿等基层蹲点总计约占三分之一的时间。

　　在农村蹲点中，我结交了一大批农村朋友，有房东王生财老汉一家，有经常来找我下象棋的栓牛，也有经常来炕头谈天说地、过去当过村学校校长的于境如。大家抽着用废报纸卷烟丝制成的“香烟”，身旁煮着罐罐茶，聊天多半讲点报纸上的新闻和关心的时事政治，气氛亲切而又热烈。在我回到平凉城后，几个农村朋友还经常进城看我，有几人在我调回北京后还一直与我有联系。我们已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平凉，我经历了1976年毛主席、周总理和朱总司令逝世的悲哀，也感受到“四人帮”垮台的欣喜。1979年11月，卫生部的调令到了平凉，我重返北京回原单位工作。

　　在平凉工作生活10年，平凉已成为我的第三故乡。在平凉的10年是我第一次深入祖国大西北，深入祖国的农村。我与当地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算是真正体验了农村生活，也深知农村和农民生活的不易。这段经历在很大程度上锻炼了我吃苦耐劳的品质。虽然我后来在工作中也遇到很多困难，但想想在平凉与村民们在烈日下一起拉土修梯田的经历，也就觉得没有什么了。回京后，我与当地的几个村民仍然保持着联系。当得知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平凉也变得越来越富裕时，我内心充满了喜悦与感激。

　　十载北京政协工作经历

　　我与北京政协有过10年的缘分。前五年是我在北京市委工作的时候，那时工作很忙，我担任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任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尽管被推选为北京市第八届政协委员，我却根本顾不上政协工作，对政协工作知之甚少。我二进市政协时，已经辞去了市委教工委副书记和北医党委常务副书记职务。这次进政协，我被推选为第九届市政协常委，兼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专委会主任，进入了政协的领导层，对政协工作的了解、认识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和深化。

　　政协人才济济，是国家的一个重要的人才智库。在党政和人大之外，社会各界的精英都被吸纳进政协队伍。他们中有的是从重要岗位退下来的治国理政的精英，有的是各个行业的业务精英，有的是社会各阶层和各民主党派的民意代表。大家汇集到政协来参政议政，这样既提高了政协参政议政的水平，也发挥了政协对国家行政工作的民主监督作用。

　　调查研究是政协参政议政的一项基础工作，在我参加政协工作的第一年，就领导专委会委员进行了一项“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问题的调研”活动。为此，我们走访了北京、上海等地的数十所大学，发现许多高校在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方面衔接不好，出现国家资源浪费的现象。经委员们反复讨论，我们将情况给市委、市政府写成书面报告，建议建立产、学、研的完整机制，真正打通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运行通道;建立以企业为主导的科研成果孵化器，帮助科研成果顺利转化;加大对教师职务科研成果的奖励，更好地调动教师结合教学工作从事科学研究的积极性。一年以后，我看到中关村和上地的孵化器机构多了起来，说明我们的调研工作有了成效，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已采纳了我们报告中的建议。在政协工作的第二年，市委市政府召开表彰先进大会，我荣获市委市政府颁发的“调研先进个人奖”。这件事使我知道，政协是能干实事的，并且是能做出成绩来的。

　　我在政协结识了一批新朋友。歌唱家德德玛、杨洪基以及京剧名演员杨春霞等都是我们的专委会委员。德德玛赴日演出期间，突发心脏病倒在台上，护送回国疗养期间，我和专委会几位领导到她家探视、慰问。她在轮椅上紧握着我的手，连声道谢，她说参加政协工作期间是感觉最开心、最温暖的。来自人大、北大与清华等高校的委员更是亲切，有的委员至今仍与我保持着联系。

　　回首往事，我常觉得自己是幸运而又幸福的。或许正因为经历了祖国从艰苦危难走向繁荣富强，我更加珍惜现在这个和平的时代，感恩我们日益强大的祖国。耄耋之年别无他愿，唯愿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青年奋发图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