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布泊深处矗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写着：“中国首次核试验爆心”。

　　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这里，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伴随着一声冲天巨响，缓缓升起在戈壁滩的上空，宣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继美国、前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

　　这一天，恰好是钱三强51岁生日，他魂牵心系的原子梦终告实现。

　　全世界从此记住了一个名字：钱三强。

“学以致用，报效祖国”

　　1937年夏秋之交，在卢沟桥的炮声响起之际，24岁的钱三强以报国之志远赴欧洲，进入世界上原子核科学研究最先进的机构之一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做研究生。

　　“学以致用，报效祖国”，这是他在异国他乡的座右铭。

　　1945年,钱三强在伦敦见到了邓发将军，他们从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谈到抗日战争和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临走前，邓发同志取出一份剪报集，那是毛主席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论联合政府》，那也是钱三强第一次读到毛主席的文章。

　　此后，钱三强对中国命运与前途，以及自己作为中华儿女担负的使命有了新的认识。从伦敦回到巴黎后不久，钱三强在旅法党支部领导下，参加了一次与国民党反动派旅法势力的斗争。虽然当时钱三强还没有在组织上入党,但却以实际行动和党组织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

　　1946年12月9日，钱三强领导的科研小组在法国科学院 《通报》上正式公布了铀核三分裂变的研究成果。随后，钱三强的妻子何泽慧在量实验中又发现四分裂变现象。一直以来关于“铀核只有二裂变”的结论被打破了！钱三强夫妇引发了世界核物理研究领域的一次“地震”。

　　1947年，年仅34岁的钱三强晋升为法国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导师。然而，令人艳羡的职位和丰厚的待遇并不能减轻钱三强对祖国的思念，他毅然决定回国。他说：“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祖国再穷，是自己的。而且正因她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她的面貌。”

　　回国后，钱三强在预备党员《请求转正报告》中写道：“为了使我国的科学从落后的状态快步的赶上我们的需要，我们必须要加强党的领导。我要求党给我努力的机会，允许我转正，我保证今后向达到党员的标准努力奋斗。”

　　1955年，党中央决定发展我国核力量，钱三强成为了规划制订人。1956年11月，主管原子能工业的二机部正式成立，钱三强任副部长。1960年，党中央决定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钱三强担任了技术上总负责人、总设计师。

　　新中国的核科学事业在钱三强等老一辈科学家的谋划和组织下开始起步，一大批科学家从国内外聚集起来。短短几年，近代物理研究所(后改名原子能研究所)就从建所初期的十几个人增加到了一百五十多人，他们日后都成为了新中国核科学的创业者和奠基人。

　　1964年10月16日，伴随着一声巨响，我国西部上空升腾起第一朵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仅仅2年零8个月后，我国第一颗氢弹相继爆炸成功，成为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发展最快的国家。

甘为人梯，立德树人

　　1979年，钱三强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身份兼任浙江大学校长。他在继承浙大求是校训的基础上，大力倡导创新精神，为浙大人才培养和国际学术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79年4月，当钱三强第一次与浙大师生见面时，就向浙大师生员工提出，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提倡和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继承和发扬“求是”精神，培养和鼓励“创新”精神等。

　　此外，钱三强还着力提倡新的教育理念，避免学生“读死书，死读书”，重视交叉学科的学习，倡导跨学科学习和研究。

　　“科学不是为了个人荣誉，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人类谋幸福”。钱三强在浙大兼任校长虽然只有短短三年，但他“以天下为己任，以真理为归依”的高尚品质，以及为浙江大学建设和发展作出的历史贡献，永远铭刻在浙大人的心里。

　　1982年，年近70的钱三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借用了马克思的一段话回顾了他对原子能事业的坚持与热爱：“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

　　1992年钱三强逝世，终年79岁。他身后留下的，是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巍峨大厦。

　　如今的浙大紫金港校区的启真畔西岸，还坐立着一尊钱老校长的雕像，静坐沉思。老校长神态和蔼，手捧着翻页书，周围落满的原子状圆形雕塑，是他一生的见证。

浙大紫金港校区里的钱三强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