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近日,青岛胶州市中心医院一份涉及6000余名往来人员“名单”泄露,引发舆论再度关注疫情期间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当下,防疫工作已经进入常态化,面对大量采集的公民信息,“下半场”该如何处理成为热议焦点。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统计显示,截至4月23日,已有网络新闻447条,APP文章351篇,微信公众号文章298篇。
舆情要点
4月13日,一份胶州市中心医院往来人员“名单”在网络传播,多达6000多名“密接人员”的姓名、电话、身份证号码、个人详细居住地址及就诊类型等信息被公开。该事件迅速在网络传播,引来大范围讨论。
面对舆情,4月19日,@胶州公安对该事件进行回应,交代信息泄露始末,并对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3人给予行政拘留的处罚。
随后,相关话题热度迅速攀升。截至4月23日,微博话题#泄露6000余人就诊信息山东3人被行拘#阅读量达2102.9万次。@人民日报、《南方日报》、《工人日报》、《北京青年报》等迅速针对此事刊发评论指出,此次6000余人信息被泄露,再次给有关部门敲响警钟。随着舆情发酵,关于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又引来了第二波讨论,光明网、正义网、大洋网等陆续刊发评论呼吁,防疫信息采集需要“标准化”管理。当下,相关讨论还在持续。
媒体观点选摘
◆ @人民日报:泄露公民信息,发现一起严惩一起
6000余人的就诊信息遭泄露,绝非小事。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这种泄露都是违法行为,被行拘咎由自取。此次泄露更恶劣之处在于,不仅侵犯了公民权利,还导致有关公民被歧视,依法严惩契合法治精神。提升法律震慑效力,该亮出法治利剑绝不含糊。
◆ 《南方日报》:需重视涉疫信息的边界线
疫情期间,一些政府部门统计个人信息是为实时监控、掌握情况,这很合理,也很必要。但统计收集的另一面,应该是安全保障。从近来的许多案例来看,一些地方在信息保障上不尽如人意。
6000多名“密接人员”的信息泄露,再次凸显了一个突出问题,即涉疫信息的边界线。不可否认,出于防控的特殊需要,公民权利包括个人信息权益需要作出适当让渡。然而,公民如实报告个人信息,是为了配合防控,而不是奔着“公开”去的。相关涉疫信息中,一个人去过哪里、坐过什么车、住在什么大概方位,显然是可以公开的,而涉及身份、病史以及财务能力的信息,明显是不能公开的。疫情期间的信息收集固然紧迫,有特殊性,但是个人隐私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底线。
◆ 正义网:该给个人信息采集立规矩了
在疫情初期,为迅速遏制病毒扩散传播,各地各部门大面积登记信息,公众是可以理解的,也能够让渡部分隐私权。
现在,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进入“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阶段,应该而且可以对于信息采集立个规矩,予以规范。对于商超、餐馆等公共场所来说,并不适合授权其采集个人信息,而应引导其使用健康码,扫码登记、“亮码”通行。健康码呈现的是个人脱敏身份信息,公共场所经营者并不直接接触和保存公众隐私,也就可以避免个别经营者“搭便车”收集个人信息。
网民观点选摘
● 疫情期间更要注重公民个人信息保护(38%)
@你的光明呢:疫情期间,到超市、商场等经营场所被要求登记姓名、手机号等个人信息,有的还要求登记身份证号码和家庭住址等。其中,不乏违法违规采集使用个人信息、未明示收集使用规则等情况,最终这些信息流向何方我们都不知道。因此,各单位应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
● 容易对信息采集工作造成信任危机(27%)
@八宝鸭:有些地方,登记表随意翻看,没人来管;登记台无人值守,没人理会;信息册随处一放,没人在意;至于说保管几天、怎么销毁,更没啥规定。
@一口可乐一口瓜:疫情期间,对于公民个人信息“重采集,轻管理”已经被批评多次,很容易让公共场所的登记工作遭遇信任危机。
● 官方处理迅速(25%)
@青山白云:官方处理还算及时,3人被行政拘留也算是给那些对公民个人隐私信息不尊重的人一定震慑。
● 不能止于处理3人(8%)
@我怀疑人们有所掩饰:虽然处罚了相关责任人,但疫情期间,这样的事发生了好几起,给被泄露者带来了很多麻烦,因此,光有处罚远远不够。
舆情观察
疫情期间,因为防控需要,公民个人信息被大量采集,与此同时,个人隐私泄露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此次胶州市中心医院个人信息泄露事件,由于涉及人数之多、影响之大,快速引发公众关注,产生负面舆情,各相关部门应以此为鉴,予以重视。
然而,胶州公安的第一次回应,是在舆情产生6天之后,权威信息的滞后,使得负面舆情有较长的发酵空间,同时,也容易引发公众猜想,甚至滋生谣言。基于此,有声音指出,疫情期间,有关部门应提高舆情应对能力,及时回应公众关切。当然,从其回应内容上来说,算是尽可能地回应了公众关切,并对泄露信息的3人也给予了相应的处罚,获得了舆论认可。
尽管事情已经过去,始作俑者也得到了相应的惩罚,但是,舆论场上,对于疫情期间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讨论没有停止。
2月4日,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利用大数据支撑联防联控工作的通知》,对疫情防控中保护个人信息提出具体要求,包括收集或掌握个人信息的机构要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负责,采取严格的管理和技术防护措施,防止被窃取、被泄露等。但是,疫情期间,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事件并不只胶州市中心医院这一起。究其原因,既有公民个人信息泄露是社会治理顽疾的因素,也有一些基层单位对相关政策落实不到位的问题,还和疫情期间个人信息采集没有细化的统一标准有关。
随着疫情防控走向常态,舆论呼吁,标准化管理才是解决之道。另外,有声音指出,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不良后果,有的立即显现,有的则成为“隐性炸弹”,埋下侵害公民权益的隐患。而一旦发生,对政府的公信力,以及相关工作都会造成信任危机。
有关部门对这类情况应提高警惕,一方面通过立法、媒体宣传等方式,尽可能让重视个人信息保护成为社会共识,从源头上遏制;另一方面,面对与之相关的事件,要高度重视,快速回应,对责任人员依法依规进行处置,从而震慑那些企图通过泄露个人信息牟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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