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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农业生产、粮食安全、农民工就业等问题引发了人们的持续关注，这种关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三农问题”的范畴，有了宏观的社会经济意义。

　　近期，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对东中西部乡村进行了调研走访和比较观察。总体看，疫情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比此前许多人估计的要小;随着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乡村经济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得到了恢复。同时又值得注意的是，疫情所带来的部分微小变化，已经深刻嵌入到乡村经济社会结构当中，从而成为影响未来乡村发展的特定变量。

　　粮食产量保持稳定，务工人数未大幅下滑

　　当前，粮食及其他重要农产品生产已经全面恢复。从调研的地区看，农业生产正常有序，二三月份时的农资和劳动力梗阻并未造成大的影响。入夏以来，江西、湖南等地的早稻受洪水影响出现局部受损，但一部分早稻播种面积本来就是今年新增加的，部分减产并不影响全局的粮食增产。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今年全国夏粮总产量1.43亿吨，比去年增加120万吨;其中小麦产量1.32亿吨，比去年增加75.6万吨，中国的粮食安全是有保证的。

　　疫情之下农民外出务工规模有所缩减，但波动不大。此前，一些学者估计疫情之下会出现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潮，现在看来这类判断缺乏事实基础。人社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下旬，已有1亿农民工回城务工，占春节返乡农民工的80%。

　　根据这一数据进行推算，当时尚未回城的农民工有2500万，即便这部分人至今都没有回城，那么可以认为农民工滞留规模的上限也就是2500万，仅占2.9亿农民工总量的8.6%。

　　我们的实地调查支持了这一数据。贵州省平塘县者密镇平和村有劳动力2000多人，过去约有1500人在外务工，今年疫情平稳后重新外出的有1300多人，比往年减少了150人左右，同比减少约10%。

　　东部地区的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此前已经在周边城市实现稳定就业，从多个县市的走访情况看，疫情可能对部分人的收入带来影响，但不会影响他们向城镇转移的步伐。

　　返乡农民工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而这部分返乡人口通常在城乡之际徘徊，大多在县城或乡镇打点零工，真正返乡务农的是极少数。同时，这些返乡人口大多也并不打算久居乡村，他们实际是在等待时机。

　　脱贫项目助力“稳就业”，“跟风建房”影响城镇化进度

　　一个出人意料的发现是，返乡人口在城乡之际的就业，很大程度上享受了“扶贫红利”。返乡人口通常不会回到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中去，因为他们或是已将土地流转，无地可种;或是家中有老人打理土地，年轻人再加入只会带来劳动投入“过密化”，而难有新增收入。

　　调研发现，这部分人就业的一个很重要的渠道是在各类种养基地、加工企业务工，而这些基地和企业大多是脱贫攻坚中投产的扶贫项目。疫情之下，这些扶贫项目为返乡农民渡过困难时期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这是我们在开展脱贫攻坚时没有预料到的。

　　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脱贫攻坚工作不仅解决了贫困人口的基本生计问题，而且优化了乡村社会结构，完善了农村基础设施，并通过发展产业增强了乡村自身造血功能。可以看到，未来这些扶贫红利将继续释放，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基础。

　　一个引人担忧的发现，是农村宅基地管理问题。各地的调查中都发现，今年疫情期间农民待在家里，干得最多的事情就是盖房子。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突然觉得，在家还是要弄一幢房子出来。”乡镇上的一位建材经销商也说，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么好的行情了。

　　这个现象有两个重要背景：一是已经停止了十几年的宅基地审批重新启动，一些农民急于抓住这一时机;二是疫情的出现放大了农民外出就业的不确定性，许多农民急迫地要抓住一个依靠——这个依靠就是家乡，抓住它的办法就是建房。

　　过去多年里，中国的高速城镇化带来了城乡社会基础结构的大转型。正是得益于相对高水平的城镇化，东部地区的乡村也率先得以突围;随着中西部城市的崛起和城镇体系的完善，也带动了这些地区乡村的进步。

　　中国乡村现代化的一个理想图景是：随着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将带来乡村人口大幅减少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随着城乡收入均衡的来临，乡村振兴将得以实现。

　　但疫情让实现这一图景面临困难。扶贫红利和农村建房热成为影响未来乡村发展的新变量。这两个变量都延缓了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速度，但其作用机制完全不同。

　　警惕盲目跟风建房带来的投资浪费和安全隐患

　　扶贫红利的影响是积极正面的。短期看，这会在一些地区形成新的人口和就业均衡;长期来看，扶贫红利不会改变中国城镇化的大方向，但会使落后地区特别是偏远封闭地区的城镇化过程更加平稳、润滑。

　　未来，随着人力资本更新、农业技术迭代、城市形态完善，这些地区的人口还会源源不断进入城市。扶贫红利带给他们的是尊严与耐心。

　　农村建房热则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乡村居民点布局的零散混乱是中国城镇化最大的痛点之一。目前，乡村住宅空置率平均超过10%，部分地区甚至高达40%，开展城乡空间布局调整的条件逐步趋于成熟。

　　根据我们调查，大部分农民工老家的房子每年利用不足40天，跟风建房只是疫情之下的一种盲动行为。如果是为了改善留村农民的居住条件，那么依靠村庄内部现有住房的交易调剂完全可以满足，这就需要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

　　这个阶段再出现大规模的农村新建住房，往小里说会形成巨大的投资浪费，往大了说则会成为中国城镇化的一个阻滞因素。最近，襄汾饭店坍塌事故所反映出的乡村自建房、加盖房等存在的安全隐患，也同样令人担忧。

　　当然，即便没有疫情，中国乡村现代化的进程也不会是理想化的一路坦途。在波动之下，洞悉发展的基本规律，反思新的变量和趋势所带来的可能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