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武汉大学辅导员招聘录取公示引起社会热议。录取名单上的各位新晋辅导员学历清一色的名校硕博士，甚至还有海归的名校博士。各方讨论中，不乏学历贬值、博士“内卷”等论调。

　　这种议论背后，首先是大家对当下大学辅导员工作的误解。

　　2019年高校招生915万，毛入学率达到了51.6%，中国全面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考不上大学已经变成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与此同时，大学生结构也越来越多元，多数社会问题与现象陆续在大学校园呈现，大学生的管理与服务越来越复杂、艰难。

　　比如，因为没有好的学习习惯，有学业困难的学生非常普遍，同时，过于娇宠的养育，让不少学生的心理问题也非常突出，甚至将不良的家庭问题、社会影响等带进了学校，这种种情况都是精英教育时代无法想象的。而这些，都需要更高质量的学生服务人员去辅导、去化解。

　　当我们的身体已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我们的思维和观念也不该再停留在之前的精英教育时代，更不应以过时的观念看待时下的教育实际。

　　比如前一段时间，杭州余杭区街道办招聘著名大学毕业生，很多人看待街道服务水平与街道办工作，还停留在“带着红袖箍的大爷大妈”时代，岂不知一个余杭区的GDP已经超过了青海省的GDP，这样的地区，街道服务水平与要求自然是完全不同的。

　　这次博士当辅导员的事件，同理。以学生为中心，加强学生服务本来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和要求，这其中就包含高水平的服务人员。很多高校规定，学校行政管理人员必须有一线辅导员工作经验，其目的也是在切实加强对学生的服务。

　　而网友议论最多的，还有一个词：内卷。

　　其实，内卷实际上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现象，不同时代的表现形态、领域是不同的，不必大惊小怪。

　　2003年前后，每年高校引进教师人数高达16万，硕士甚至本科毕业就很容易找到一份高校辅导员的工作，但到了最近几年，岗位数量每年基本上只有3万左右。同样，90年代初，我们每年博士招生仅有几千人，硕士也不过几万人，但到2020年，硕士招生已经超过100万，博士超过10万。这种供需结构的变化，也必然导致学习层次的提升。

　　此外，待遇提升是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初，体制内待遇普遍过低，尤其是国企，往往连基本工资都发不出来。那时大学生还很稀缺，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想尽办法脱离国有体系，出国、到外企、到私企。但如今，体制内的待遇已经悄然升至中上水平，于是大家拼命挤进体制内。对于很多人来说，到大学当辅导员，甚至包括到街道，到中小学，当老师，就是性价比最好的选择。

　　当然，这其中也多多少少透露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读博士？对于很多人只是一个惯性的选择，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因为种种原因，这一代人是“精于算计”的一代，尤其是优秀的学生，比如把某一门补上来多少分，就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上什么样的学校，这样一路“算计”过来，在全社会对学历、名校价值判断的推动下，孩子们也把这一优势发挥到极致，一路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步步攀登直至登顶。

　　但学习可以精算，人生与社会却是无法精算的。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无非只是追求一份安稳的生活。很多人经历了博士阶段的折磨，深知自己专业水平不足，或者说自己的研究领域没有太大前途，当一个教授是很艰难的，反而是当一个辅导员相对简单而安逸。

　　这些议论的背后，还有一份忧虑：博士当辅导员，浪费了。透露出的是对博士培养制度的质疑。

　　我前面已经说过，新时代的大学对辅导员的要求非常高，本质并不存在浪费，但从绝对层面看，值得探讨。我们的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博士生培养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学科结构上，一个是微观的研究方向上。

　　我相信当辅导员的博士，多数应该是社科领域的博士（当然这与辅导员工作要求有关，比如懂教育、心理等），几乎可以肯定，没有计算机类的博士选择当辅导员，为什么？

　　首先就是社会需求的问题。近年研究生报考人数持续大涨，增长的大多数都是人文社科专业，原因在于理工科专业的学生，即便本科毕业也很容易有一份体面或者说能接受的工作，不必通过提高学历来增加竞争力了。但人文社科不同。这实际无关学科价值高低的问题，是一个社会需求问题。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科技放在了发展的核心地位，我们与美国之间的博弈，核心就是科学技术，背后就是理工科人才的培养。而这一重任，在2020年召开的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上，已经明确放到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培养上。中央明确提出，扩张博士生培养规模，目的就是为中美博弈奠定关键性人才基础，技术基础。如果我们培养的都是社会急需的、紧缺的人才，比如互联网、计算机或是芯片领域的，我相信很多人是不会选择去当辅导员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扩张博士生规模，更应该强调理工科，尤其是新兴的信息技术与交叉学科等，对人文社科总量还是需要适当控制，避免浪费。

　　还有一个就是研究方向。博士是典型的高层次研究人员，但研究什么？是否有价值？是需要深思的。

　　目前我们大量研究生的培养，往往是基于自身学科发展的需要，甚至就是论文需要，简单复制，离实际需求太远，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必须立足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坚持问题导向进行研究，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解决国家社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而且，这不仅仅涉及关键科学技术领域，还有社会治理，比如减负为什么成效甚微，甚至遭到家长反对？到底应该怎么解决？绝不应该是自我陶醉于这个理论，那个学说，今天学英美，明天学芬兰，但自己的问题却都解决不了。

　　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让社会安心，即便永远存在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