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才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才工作被提到了新的高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更要以高度的使命感积极有为、开拓进取，建设人才强国，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更坚实的人才基础。长期以来，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经验证明，人才的流动意味着科技中心的转移，直接关乎国家的兴衰。我们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完全可以抓住新的契机，延揽各国优秀人才，使中国成为新的人才中心和科技文化中心。

　　[关键词]国际人才流动；人才强国；自主开放；体制机制创新

　　众所周知，人才是第一资源，事业的成败得失取决于人才，国家的治乱兴衰也取决于人才。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人才工作有一系列创造性的论述和新探索。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人才工作，积极谋划和推动人才工作，并将其作为治国理政的抓手之一。始终强调要重视培养人才、引进人才和用好人才，要不拘一格降人才，通过人才来推动中国科技的自主创新，实现国家自立自强，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这一系列论述和探索，不仅充分彰显时代高度和世界胸怀，更蕴含历史的智慧。千百年来的历史一再表明，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才的流动绝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其所牵涉的是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走势。值此全球秩序深度调整之际，我们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利用人才中心的调整，促成科技文化中心的转移，为塑造更好的世界新秩序作出贡献。当然，理念和构想的实现固然需要历史想象力和政治决断力，同样也需要各行各业、各有关部门长期的、创造性的艰苦努力，而这又往往需要落实到一系列深入细致的工作中。我们应在顶层设计、制度体系、体制机制、资源保障等各方面统筹推进，稳扎稳打，开创中国人才工作的新局面，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实质性贡献。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并在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过程中持续壮大人才队伍，更好地推动事业发展，建设人才强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表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外贸外资平稳发展。这可以理解为党和国家对改革开放事业的未来部署。当然，在人才方面，同样存在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的问题。事实上，党和国家始终站在战略高度看待人才工作，强调国家的竞争关键是人才的竞争，始终提倡“聚天下英才而用之”。2021年9月，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多位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会议。会议规格之高，并不多见。

　　习近平强调，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党始终重视培养人才、团结人才、引领人才、成就人才，团结和支持各方面人才为党和人民事业建功立业。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也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加快建立人才资源竞争优势。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发挥用人主体在人才培养、引进、使用中的积极作用。

　　当前，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战场，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要求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并把“科技自立自强”提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的高度。这无疑需要我国人才队伍的支撑。

　　显然，这一系列论述是从全球大势来谋划人才工作。应该说，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贯的思路和风格。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在新时代，人才的关键作用更加突出。2013年6月，习近平出席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树立强烈的人才意识，寻觅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2013年9月，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着力完善人才发展机制。要用好用活人才，建立更为灵活的人才管理机制，打通人才流动、使用、发挥作用中的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支持和帮助科技人员创新创业。2014年5月，习近平在上海召开外国专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不唯地域引进人才，不求所有开发人才，不拘一格用好人才，在大力培养国内创新人才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引进国外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热忱欢迎外国专家和优秀人才以各种方式参与中国现代化建设。要积极营造尊重、关心、支持外国人才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对他们充分信任、放手使用，让各类人才各得其所，让各路高贤大展其长。2014年8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学会招商引资、招人聚才并举，择天下英才而用之，广泛吸引各类创新人才特别是最缺的人才。2016年5月，习近平就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作出重要指示，要加大改革落实工作力度，把《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落到实处，加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聚天下英才而用之。2018年7月，习近平出席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最大限度把广大人才的报国情怀、奋斗精神、创造活力激发出来。要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改进人才评价机制，创新人才流动机制，健全人才激励机制。

　　这一系列重要论述，无疑鲜明地彰显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国际视野和天下情怀，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的开放和自信，彰显了大国的雍容和远见。为政之要，贵在得人；事业之兴，重在人才。人才工作关乎事业成败和国家兴衰，无论怎么重视都不为过。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我们需要在更高的站位上去理解这些问题。

　　对此，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可以说，近代以来，所有国家的崛起都与人才的兴盛密不可分。人才中心与科技中心高度吻合。学术中心的转移与人才的流向高度一致，人才的流动往往是学术中心转移的前奏或表征，人才的汇聚也预示着国家的崛起。不同时期的许多新兴国家都是如此，长期以来的历史已反复证明这一点，“人才是第一资源”绝不只是一种理论申说，更是历史的真实写照。

　　早在中世纪的欧洲，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曾是大学的主要原型，吸引了各国学者前往留学交流，两校亦因之成为欧洲乃至中东的人才中心。巴黎在数百年内都是各国学者向往的学术之都。普法战争后，在学习巴黎大学的基础上，以洪堡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开始崛起，到19世纪中叶开始成为世界学术中心，并维持近百年。直到二战前夕，国际学术的核心仍在西欧，德、英、法三国成为当时的现代学术核心国，云集了几乎所有的世界级顶尖大学。“世界学术德最尊”，德国学术的彻底性令各国学者眩目。柏林被世界各国视为学术天城，而柏林大学则被普遍尊为全球终点型大学，该校学者享受着全球学者“八方来朝”的尊崇。哥廷根大学亦享有盛誉，到上世纪20年代，该校所聘物理、化学专业的所有教授（共8人）均为当时或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

　　德国大学成为美国和日本大学的主要蓝本，这两国都曾掀起长期的留德热潮，培育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早在一战爆发前，德国就已为美国培养了整整1万名博士。在上世纪初，紧随西欧之后的美、日、苏等国的学术也开始迅猛发展，其大学亦呈现蓬勃活力。美国大学虽不及西欧诸国，但其学习热情是前述诸国难以匹敌的。是时，美国涌现了一大批科研密集型大学，内中云集了大批来自欧洲的精英人才。

　　然而，学术中心的存在也需要特定的社会政治基础，当其社会土壤松动时，其学术地位自将难以为继。1933年，纳粹德国开始文化清洗运动后，造成严重的人才流失，90%以上的犹太裔知名科学家遭到驱逐。这场始于德国高校的文化清洗运动，给德国的科学带来巨大损失。第一场决定性的解聘潮发生于1933年-1934年，一年内共解聘1145名大学教师（其中正教授313名），占该时期整个教师队伍的16.09%。之后，德国又出现两次大规模的解聘潮。到1938年初，遭到驱逐的科学家已达1800人。至此，德国高校教师队伍的损失已达39%。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后，情况亦然。在所有2200名遭到驱逐的德、奥科学家中，约有1400人最后选择了流亡，其中有约31%的人将美国作为流亡首选国，首选其他国家的比率分别为法国21%，英国14%，瑞士11%。显然，绝大多数人将邻近的欧洲国家作为首选。

　　此时，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迅速出手资助了大量科学家。到1939年9月止，得到其资助的流亡科学家达192人，其中122人被安置在美国。这些人只占德国流亡科学家的很少一部分，但均为各学科领域中最重要的学者。仅这场从1933年开始的德国科学家流亡潮，就为美国送去了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6名诺奖（此处特指其科学奖，下同）得主及后来的11名新得主。1933年时，德国有32名诺奖得主（19人健在）；英、法两国合计有31名诺奖得主；美国有5人（基本上都曾留学德国，其中3人健在）。而到了1945年，德国仅有14名诺奖得主，而美国的诺奖得主达到25名，冠居全球。据统计，德、奥两国被驱逐的约12400名文化精英中，有63%被美国接收；而在1400名流亡科学家中，最终有77%被美国接收，这足以证明美国接收的犹太难民含金量之高。到1945年，美国虽只接收了50万犹太难民的1/4，却得到了近2/3的中欧犹太知识精英。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抓住欧洲乱局的机遇，加大了从欧洲引才的力度。此间，著名科学家如冯·诺伊曼、冯·卡门、波尔、哥德尔、费米等，著名人文学家及作家艺术家如米塞斯、熊彼特、列奥·施特劳斯、沃格林、马尔库塞、汉娜·阿伦特、托马斯·曼等，也都先后移居美国。在二战期间，甚至法国的许多知识精英也转移到了美国。

　　总之，在当时的特殊形势下，正是经过富有远见的美国知识精英及基金会组织的努力，美国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这场世界科学文化中心的洲际大移转——从欧洲转向了北美。世界知识版图由此改变。

　　欧洲流亡科学家为美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决定性贡献，深刻地重塑了美国的学术风格与范式。原子科学的发展即是其中显例。早在一战前，欧洲人就已经开始了原子核物理研究，到上世纪30年代初，欧洲已经拥有五大原子核物理研究中心，而美国还没有一家研究原子科学的机构。后来，这些欧洲核物理科学家基本都流亡到了美国，没有这些流亡科学家的智慧，也就不会有美国原子科学在1933年后的勃兴。

　　上世纪初，全球公认的主要新兴国家，除了美国，还有日本、苏联等国，其中日本亦引人瞩目。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日本聘任或邀请了大量外籍人才（以德国学者居多），其中有著名历史学家兰克的弟子里斯，剑桥大学博士、著名诗人威廉·燕卜逊等。之后，中国为尽快提高教育学术水平，也积极加大对外交流力度，推进科技文化发展，甚至不惜重金异国取材。此间，中国曾邀请大批专家来华，或短期讲学，或长期任教，如北大地质学系的葛利普教授、清华外文系的温特教授，均来华任教数十年并终老于此，为中国的人才培养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蔡元培每次出国考察、学习，都要积极延揽人才，一方面邀请留学海外的华人学者回北大任教，另一方面力邀国外知名学者来华讲学。1921年2月，蔡元培在巴黎请法国著名数学家班乐卫推荐学者来华讲学。班乐卫向其分别介绍了居里夫人、哈达玛、佩兰、朗之万，均为当时法国顶尖学者。后经中方邀请，郎之万和哈达玛先后访华讲学。此外，巴黎大学汉学巨擘伯希和亦来华讲学。这些学者都对中国学术进步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在郎之万倡导推动下，中国筹建了中国物理学会，大大推动了中国物理学的进展；而中国数学的进展，在当时则直接受到德、法等国的推动，这与布拉希开、哈达玛等人访华是分不开的。在上世纪30年代中前期，中国大学的国际化达到较高水平。在1932年-1934年间，仅北大数学系聘请来任教的外籍学者就有汉堡大学教授布拉希开、哈佛大学教授G.D.伯克霍夫、汉堡大学教授施佩纳、哈佛大学数学系原系主任奥斯古德等，他们直接培养出了许宝騄、孙树本等一批优秀青年学人，对该系的水平提升和方向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期，维纳、拉狄克和华敦德等则在清华任教。稍后，物理学家玻尔，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德裔美国犹太学者魏特夫、冯·卡门等亦曾来华，而常驻北平的外国汉学家更是所在多有。这一时期的许多名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高校都已赢得国际声誉。此间，近代中国学者也曾积极探索在海外宣传中国文化，如中法大学在里昂创办了分校，培育了大批人才。一战后，北洋政府还与法方联合设立了巴黎中国学院，不仅维护了“国家之荣誉及我国学术之前途”、弘扬了中华文化，还为西方提供了精神养分，而且培育了大批友华人士，对中法人文交流和国际合作发挥了持久而深远的作用。

　　亲历近代中国科学发展的吴大猷，在暮年回首往事时说：“我们落后得太多了，要赶上先进国家也很不容易，大概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美国的物理发展其实也跟我们一样。”二战前，“全世界物理的中心毫无疑问是在欧洲……在英国、德国、法国这几个地方……美国自己真正产生本土化的物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以，美国也经过一百多年的学习时期。1910年代，美国绝大部分重要的人都是去欧洲留学。每一个国家的学习成长都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美国也不例外……一直到1940年，美国自己真正出了一些顶尖物理学家之后，才有美国物理迅速发展的这种情形，在那之前都是靠欧洲的物理学家……从欧洲流落到美国的这一批物理学家对于美国的物理发展有很大作用。”作为对中西学术都非常熟悉的科学大家，吴大猷的观察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要成为世界的中心，就必须成为世界人才中心。历史地看，人才的密集流入几乎都意味着一国的崛起。而要吸纳域外优秀人才，就离不开对外开放。事实上，所谓对外开放自然也包括对域外人才的开放。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发展态势遭到巨大冲击，各国经济运行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多数国家的财政状况都困难重重。相形之下，中国大陆高校的财政状况相对健康。我们可以抓住这一契机，加大引才力度，建好人才蓄水池，为未来的事业发展创造更扎实的基础。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近年来，沪、粵等地迈出了较大步伐，取得了良好成效。例如，2021年，日本著名科学家藤岛昭携团队全职加盟上海理工大学，引发中日两国广泛热议。事实上，外籍高端人才“转会”中国，近几年已常态化。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滨下武志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退休后，2006年起就在广州全职任教；英国著名教育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于2014年来京任教数年；菲尔兹奖得主、剑桥大学教授比尔卡尔于2021年来华任教。此类案例不胜枚举，圈内渐已习以为常。于中国学术发展而言，上述现象也许是某种积极的信号。对此，我们要因势利导，继续提高政治站位，坚持用正确的指导思想推动各项工作，把人才工作作为一项战略性工作来抓好。要坚持党管人才、为党育人、为国储才，有计划、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具体来说，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要做好顶层设计和总体谋划，有组织、有计划、有章法地全方位推进对外开放。一是要积极稳健，既要加大开放力度，也要坚持独立自主、积极稳妥开展各项工作，要将维护国家安全和加大开放力度并举。要继续加强国际交流，推动更多人才融入国际学术进展，逐步熟悉国际规则，并逐步参与规则制定，提升中国的话语权。二是要引育并举，包容开放。牢牢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和节奏。人才引进工作归根到底是为了提升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因此，人才引进应立足实际、以我为主，不是为了凑指标而引才，不是为了部门业绩而引才。人才引进要坚持质量优先，力求精准，保持高标准，聚焦“高精尖缺特”人才，宁缺毋滥，不宜盲目贪多求快。人才引进要着力服务于在基础学科和关键领域解决重大科技问题。三是要综合平衡。要注重区域平衡，不同国家和地区都不乏优秀人才，对此，我们一方面应以更宽阔的胸怀，不以地域为限，广延各方英才，量才录用，充分挖掘其潜力。另一方面，在学科领域需要协调发展，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应统筹兼顾、并重对待。目前，我国所引进的高端人才绝大部分在理工农等学科，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引进的有国际影响力的人才还很有限。中国正努力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作为有影响力的大国，不仅应该成为世界科技中心，也应该成为世界的思想文化中心。然而，目前我国离此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思想文化方面尤其明显。这不仅与中国的未来战略不匹配，也对中华文明的交流和传播极为不利。为了更好地促进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和相关人才的引进与培养，需要营造更宽松包容的学术环境，鼓励学术讨论和思想争鸣。

2018年11月，来自巴基斯坦的Faiz博士通过申请中国科技部“发展中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家来华工作计划”，携家人来华从事水牛研究工作。图为他在位于广西南宁的广西水牛研究所实验室做实验   图|廖章利（广西分社）/中新社/视觉中国

　　人才的引进和使用，需要营造好的制度环境，以更好地激发人才的积极性创造性，使得人尽其才，才乐其业。随着人才引进规模的扩大，相关管理工作将日趋复杂，面临更大挑战，法律法规、配套政策、制度建设的意义也将更为重要。为此，在制度体系建设方面要积极跟进，逐步建设更适配于国际化人才队伍的政策和规章制度，提高人才使用效能。在管理服务方面，要促进中外人才的融合，这也有助于文化交融互鉴，有助于中国文化传播和软实力的提升。

　　要进一步优化体制机制，不拘一格降人才，不拘一格用人才，特别要重视高端人才和青年人才的培育和引进。习近平指出，对待急需紧缺的特殊人才，要有特殊政策，不要求全责备，不要论资排辈，不要都用一把尺子衡量，让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英雄有用武之地。“凡事有经有权”，对特殊人才或尖端人才，我们无疑可以通过更灵活的方式引进和使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的价值。此外，人才项目的意义也值得关注。从目前看，一些人才项目实施后取得了显著成效，有必要更好继续推进和完善。

　　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一方面吸收国外高端人才来华交流，另一方面资助中国人才出国访学、讲学、交流合作。要推动中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积极走出去，加强海外资源拓展，推动中外合作办学、合作研究；同时，也创造条件吸收更多外国名校来华合作办学。要特别重视针对杰出华人学者和国际学术大师的引进与交流工作。海外华人华侨中涌现出的杰出人才，是最直接、最值得依靠的海外力量，应是优先关注的目标群体；而国际学术大师则是一种宝贵资源，有其特殊意义。

　　要完善评价体系，更好识才选才，激发人才活力，实现其最大的社会效能。要贯彻落实好“破五唯”，避免让一般性的繁琐的考核浪费人才的宝贵时间。对于高端人才，应重点关注其实际的学术贡献及社会贡献，尤其要鼓励人文社会科学的高端人才作出思想贡献和政策贡献。要引导高端人才重点攻克关键难题，而不宜用论文、项目和经费等一般性指标去衡量，以免舍本逐末。

　　人才引育要多措并举、协同推进，需要多方协同并进。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的高端人才引进主要依托于高校，科研机构开放明显滞后。这一情况亟待改善。今后，我们在依托高校的同时，还需大力挖掘科研机构和企业的潜力，需要振兴一批研发能力较强的高科技企业。要加强平台机构建设，增设和收购一批高水平外文期刊，积极打造若干有影响力的国际交流合作基金、国际奖项或国际论坛、国际会议。设立常态化的专项资助，推动优秀人才走出去，邀请国外杰出人才走进来，加强学术互访及合作研究，推动中华典籍外译，资助国际出版。尤其需要重点支持外国学者来华讲学、研究中国、申报或参与中国的科研项目、翻译中国文化成果、宣传中国优秀文化。要有意识地培育和支持更多知华友华的国际人士。在现阶段，有必要着力建设好“新汉学计划”等项目，将其打造成培养国际汉学人才的品牌项目。为了更好地吸引人才，还需要加强配套政策、资源保障，优化资源配置，为优秀人才潜心工作创造必要条件，消除其后顾之忧。人才项目是必要的，但应恰到好处，避免重复奖励少数人，而应更好地激励更多有潜力的人才，使每个人都得到发展，真正做到事业引才、感情引才和待遇留才。

　　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各方各尽所能、协同努力，创造性地做好一系列相关工作，中国一定能将人才工作做得更好，中国在人才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必将取得更大进步。（作者系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建国初党中央创建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的战略智慧研究”[BOA180049]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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