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围绕构筑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和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我国一流大学必须准确把握时代赋予的使命担当，坚定扎根中国大地，探索自主创新路径，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努力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加强基础研究前瞻布局和战略谋划，提升前沿探索和原始创新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往往会催生颠覆性创新，带来生产力的跨越式进步，深刻改变人类经济社会面貌。世界已经进入大科学时代，基础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日益拓展，新的科学前沿不断产生，只有长期重视和投入基础研究，才能有机会实现科技创新“从无到有”的原创性重大突破，才能在科学前沿方向取得重大知识发现的突破性、引领性成果，进而带动技术的颠覆性创新，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一流大学作为我国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必须前瞻谋划和有组织推进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基础性支撑。

　　强化前瞻性、战略性基础研究方向布局。伴随着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基础研究的需求导向更加凸显，对国家竞争力提升的影响更加深远，战略意义更加重大。中国一流大学需要坚持“四个面向”，把世界科技前沿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结合起来，统筹遵循科学发展规律提出的前沿问题和重大应用研究中抽象出的理论问题，凝练基础研究关键科学问题，系统性部署基础学科研究方向。近年来，浙江大学瞄准未来科学制高点，紧密衔接基础研究十年行动计划，着力从国家发展紧迫需求中凝练重大科学问题，凝练出超导量子计算、脑科学、生物与分子智造、原子精度材料及制造等重点研究方向，相关学科创新团队研制了刷新世界纪录的超导量子芯片，揭开了影响情绪和社会行为的脑机制，创造无机离子聚合反应，实现新物质创制的新范式。

　　建立保障前沿探索的基础研究学术特区。基础研究是一个探索未知和创造知识的长期过程，具有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的特质，根本上要依靠科学家的创新思维和追求真理的内在动力，也需要研究机构配套长周期的支持体系，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开放包容的科研环境。为了破解体制机制难题，国内部分高校开始借鉴世界一流大学运行模式，开展顶尖学者引领的学术特区建设，为引进高层次人才和潜心研究的人才队伍创造良好制度环境和学术生态。近年来，浙江大学先后建设了数学高等研究院、物理高等研究院、脑与脑机融合前沿科学中心等学术特区，在人事管理、评价考核、研究生招生、物理空间、建设经费等方面给予一系列特殊支持政策，助力学校在应用数学、凝聚态物理、无机化学、生命科学等领域取得一系列原创成果。

　　探索导向性的基础研究组织模式。随着现代科研活动的发展，基础研究作为对未知领域的科学探索，不仅具有难度大、周期长、风险高等特点，还呈现出深度交叉性、应用指向性、资源依赖性等新特点。随着创新链条的不断缩短和创新体系的不断健全，基础研究也演化出由政府组织、集中投入、体现国家意志，由科学家和科研团队瞄准重大方向的具有定向性、导向性的有组织研究模式。开展有组织的基础研究，已成为世界主要科技强国应对全球科技竞争的重要战略，通过精准响应国家战略目标需求、促进多学科交叉会聚、统筹实施大科学计划以及推行新的科技创新范式等举措，加快实现基础研究领域突破和更好发挥基础研究“创新策源”带动效应。浙江大学精准把握基础研究发展趋势，汇聚学校在基础研究领域已有的优势力量，探索建设新模式新机制的基础交叉研究院，紧密对接战略必争的关键核心领域和引领未来发展的世界科学前沿，以小切口、大突破的思路，布局“基础+”前沿交叉领域和重点方向，推进共性基础研究关键科学问题的集成攻关。

　　构建开放合作的基础研究新格局。国际合作交流是一个国家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世界科学中心往往也是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的中心。当前，国际科技竞争日趋激烈，但是竞争中也蕴含合作机会，解决全球发展面临的共性科学问题往往需要紧密的甚至大规模的国际合作交流。基础研究越来越依赖的实验条件与平台需要实现全球共享，基础研究经费需要由多个国家分担，开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已成为推动国际科技合作相对稳妥、有效的切入点。如2017年10月16日人类首次直接探测到由双中子星并合产生的引力波及其伴随的电磁信号，正是由位于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的两台探测器和位于欧洲的室女座干涉仪(Virgo)引力波探测器，以及来自全球各地的70个地面及空间望远镜共同完成，其中包括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清华大学LIGO工作组、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等多个中国研究机构。

　　锻造战略性引领性科技创新力量，优化国家战略任务导向的科研组织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中成长起来的”。16世纪以来，全球先后形成五个科学和人才中心，而每一次中心的转移，一流大学都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中国一流大学建设充分体现国家意志和社会责任，必须发挥知识变革、创新引领和思想先导作用，致力于提升国家科技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在推动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中彰显战略性作用。

　　学科交叉会聚提升科技创新战略能级。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往往萌发于深厚的基础研究，产生于学科交叉领域。当今世界，新的学科生长点、科学前沿的重大突破、重大原创性成果大多是学科交叉融合的结果，据粗略统计，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中有41%的成果来自交叉学科。学科交叉融合为提升创新能级提供了重要内驱力，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先手棋。一流大学应以知识大融通的要求链接不同学科的发展资源、创新网络等，突破原有学科间的界限束缚，推动学科生态体系内部的“裂变”与学科间的“聚变”，构建适应内生动力和外部需求的交叉融合机制，促进多学科对综合性复杂问题的协同攻关，加快构筑学科跨界、资源聚合、机制耦合的学科交叉生态，加速释放创新动力，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级。

　　有组织体系化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有组织科研因其更能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更加聚焦国家战略需求、更好涌现原创引领性成果，成为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的急迫需要和战略举措，也是适应大科学时代、大战略导向的必然趋势。中国高校已就开展有组织科研的模式和机制进行过深入探索，通过布局组织大团队、建设大平台、承接大任务，形成科研集群力量围绕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和产业技术问题进行长时间持续攻关，产出了一系列标志性、引领性的创新成果。浙江大学围绕强国战略，不断强化重大创新领域谋划布局，从新兴学科培育、学科交叉会聚、全链条创新融合、国家任务承接等方面入手，对内发挥学科、人才、平台引领优势，对外整合核心层、紧密层、合作层人力资源圈层，通过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和协同联动，加快推进重大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取得了显著成效。

　　构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战略创新平台。随着科学发现进入平台期，技术横向扩散层出不穷，科学研究的实验性、应用性、有组织性不断被强化。20世纪下半段，以美国国家实验室为代表的战略创新平台造就研究型大学群体性崛起，大学以高层次人才集聚、优势学科资源会聚、高端创新要素汇集，为创新平台提供人才储备和学术支撑，研究型大学与战略创新平台形成优势互补、紧密联动、互为支撑的协同发展模式。当前，战略创新平台已经成为汇聚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强磁场”，如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国家高能级科研平台，也成为中国一流大学承接国家重大创新任务的重要依托。

　　发挥高水平科技智库咨政服务功能。从世界历史发展经验看，智库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具有重大推进作用，特别是在国家崛起的关键历史时期尤为明显。在经济科技全球化深入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智库已经成为影响政府决策、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通过中国特色新型科技智库建设，加强对科技战略、科技政策、科技创新生态、科技伦理、创新文化等方面的研究阐释，开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特别是推动理工农医等科技前沿研究成果转化为服务党和国家战略决策的咨政建言，切实提升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能力。

　　构筑高水平强辐射的区域创新策源体系，服务支撑区域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培育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战略支撑。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区域协同创新的发展引擎和创新源头，应当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答卷人”，致力于构建科研院所、一流大学和科技企业协同的创新联合体，精确高效推动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助力打造区域创新增长极和新质生产力孵化器。

　　深化校企协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在推动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推动一流大学和企业合作升级，深度融合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完善创新体系、激发创新活力的关键，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发展的重要途径。据统计，从2012到2022年我国高校科技成果供给质量和转化效率显著提升，高校专利授权量从6.9万项增加到30.8万项，专利转化金额从8.2亿元增长到88.9亿元。面对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资金链四链融合的新趋势，构建由原始创新到成果转化产业化的完整创新链条，是一流大学加快成果落地转化、助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选择。一流大学应积极探索高效率、高产出、高质量的科研供给模式，通过新型研发机构、新型创新平台等做实成果转化体系，与各类特色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大型骨干企业深化战略合作，布局建设一批高能级校企联合创新载体，共同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打通全链条科技成果与产业转化路径。

　　构建新型校地关系，聚力打造高能级科创平台。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转型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区域经济的核心竞争力由自然资源转向创新资源，科技创新能力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源动力。在新发展格局下，地方政府对一流大学的期待不再单纯追求GDP增长，而是要求实现大学发展与区域需求的耦合联动，抓住机遇争取实现更高层次、更具国际影响的高水平增量。同时，区域创新战略也为大学崛起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一流大学应积极担当起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使命，以“顶天立地”为宗旨，既要强化创新策源能力，又要着眼解决地方难题，围绕校地合作新型创新平台建设，因地制宜实施重大科技攻关与应用转化研究新机制，不断拓展校地合作新模式，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和落地孵化，为区域创新发展注入活力。

　　培养汇聚一流科技人才队伍，夯实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基础支撑

　　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科技人才队伍站在国际科技前沿、引领科技自主创新、承担国家战略科技任务，是支撑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主要力量。一流大学作为人才培养和集聚的主阵地，要充分激发人才活力，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构建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科技人才队伍。

　　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拔尖创新人才是引领科技创新与重要产业发展的关键力量，肩负着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从世界发展进程看，呈现出从以“物”立国向以“人”强国转变的发展趋势，率先取得重大理论创新和核心技术突破的关键来自顶尖人才。当前，创新创造能力日益成为人才的核心竞争力，社会各领域对于拔尖创新人才的需求愈发强烈，而拔尖创新人才的培育归根结底要依靠教育特别是一流大学。一流大学必须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动科教产教融合，把科研资源转换为教学资源，形成“大师引领、大平台支撑、大项目牵引”的全方位人才培养机制，建立引领性、研究型、主动式的学习体系，激发拔尖创新人才的内驱力和自我效能，强化使命驱动的学习、研究思维的学习和主动探索的学习。近年来，浙江大学从学生侧、学习侧出发实施教育创新，大力构建以学生成长为中心的卓越教育体系，建立高水平、体系化的科教协同产教融合平台，不断创新科研育人机制，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共建实训实践平台，打造跨学科交叉培养和长周期贯通培养体系，开发“浙大学子一站式科研导航”平台，为学生开展前沿研究、掌握高深知识提供了全链条科教资源保障。

　　汇聚科技人才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谁拥有了一流创新人才、拥有了一流科学家，谁就能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优势”。新一轮科技革命和第四次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技术、开辟新领域新赛道迫切需要大批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作为支撑。一流大学作为人才强国建设的国家队，具有联动育人与创新的天然属性，必须引育更多大师、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等，才能有力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助力我国加快建成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要以重大项目磨砺人、重大平台锻炼人、政策制度激励人，遴选有潜力的高层次人才、顶尖科学家担纲领衔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以任务导向的有组织科研打造一流的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搭建人才成长的国际合作平台，创新各领域高层次高水平人才培养路径。

　　营造最优人才生态环境。能不能吸引人才、积聚人才、用好人才，发展环境是关键因素。只有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培植好人才成长的沃土，才能让人才根系更加发达，一批一批地茁壮成长。一流大学要打造近悦远来的人才生态环境，尊重人才成长规律，聚焦人才引进、培养、使用、评价的关键环节持续深化改革，破除全方位用好人才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人才引育策略的迭代升级，深化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制度改革，为各类人才施展才能、干事创业、实现职业梦想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让人才真正“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有发展”。近年来，浙江大学鼓励科技人才潜心研究，持续优化预聘—长聘制度，深化教师岗位分类管理及评价制度改革，完善求是特聘学者和求是专项岗位设置，建设物理高等研究院、数学高等研究院和生命科学研究院等“人才特区”，不断夯实人才服务保障体系，重视解决人才在医疗、住房、子女入学等方面的“关键小事”，极大激发了科技人才干事创业的活力和创造力。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加快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织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和全球创新版图深刻调整，我国正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和重大挑战。一流大学必须践行“国之大者”的使命自觉，坚持“四个面向”，勇担使命、开拓创新、奋发有为，坚定创新自信，紧抓创新机遇，勇攀科技高峰，努力建设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全球创新高地，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作出更加卓越的贡献。

　　【作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

　　(原载2024年第12期《中国高等教育》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