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推进，农村家庭第一代大学生规模可观，为深入探讨大学生发展状况带来新的议题和挑战。基于江苏省重点高校本科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采用嵌套logit模型和多元logit模型，研究发现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毕业后的路径选择不仅受原生家庭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还受读研机会、教育质量、就业机会等宏观因素制约。对宏观因素变化影响本科毕业生发展路径进行反事实模拟发现，与其他群体相比，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对读研机会、教育质量、就业机会和家庭经济支付能力等因素变化的反应更为敏感。

　　关键词：重点高校；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路径选择；反事实模拟

　　一、引言

　　2023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0.2%，在学总规模为4763.19万人。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水平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群体得到学界和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已有关于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研究主要涵盖理论模型、大学经历、影响因素、支持策略等主题，围绕心理适应和文化错配、在学参与和能力弥补等方面展开。已有研究发现，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基于对研究生教育更低的价值判断或受到家庭经济资源约束，本科毕业后选择国内升学或出国留学的概率要低于非第一代大学生。此外，受文化错配、信息不对称、资源匮乏等因素制约，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也处于不利地位。农村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是农村生源和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双重身份的叠加，对其毕业后的发展路径展开分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政策意义。农村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毕业后的路径选择不仅是关乎个体发展的关键决策，也将作为“重要他人”通过代内教育辐射和教育帮扶等渠道影响同胞弟妹的人力资本积累，或者通过榜样的力量影响亲戚邻里等群体的教育投资意愿和行为。

　　本研究主要从国内外读研和就业的角度分析农村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本科毕业后的发展路径。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劳动力市场供给规模持续增加，但经济下行和产业结构调整使得劳动力市场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相对疲软。为了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具竞争优势，学生在进行教育选择时不仅更加关注高校本身的竞争优势，也更加倾向于选择攻读更高层次的学位。研究生教育不仅能够带来较高的工资溢价，而且有助于缩小性别工资差距，减小商业周期波动对工资收入的影响。金斯顿(Kingston)和克劳森(Clawson)认为，研究生教育提供了通往职业分布中最有权势和最负盛名的职位的快速通道，绝大多数排名靠前的职业都需要研究生学位。标准预期收入只是本科教育积累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一部分，本科教育收益还包括获得更高层级教育的机会以及相应的经济回报。张良的研究发现，即使来自低薪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也有可能进入研究生院并获得研究生学位，不过优质院校能够为本科生选择研究生教育提供更多、更好的升学机会和更高的回报。研究生教育投资积累的文化资本及其经济回报颇具吸引力，尤其是毕业于拥有较高学术声誉和选拔程度的院校时，其竞争优势非常明显。

　　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逐步扩大，但是仍然无法满足基数庞大的研究生教育需求。在此背景下，一些学生转向国际研究生教育市场谋求更多教育机会，国际研究生教育是国内高层次教育机会不足的有力补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OECD国家的国际学生占比随着教育层级的提高而上升，2019—2021年硕士和博士层次的国际学生分别占14%、24%，远高于本科层次的相应比例(5%)。一些学者基于国家层面的数据分析发现，不仅生源输出国的收入水平、汇率变化、教育质量和留学成本会影响学生的国际教育选择，国内教育机会和适龄学生规模、技能回报和生源流入国的工作机会也会影响学生的留学选择。莱瓦蒂诺(Levatino)对澳大利亚国际招生数据的分析发现，境外留学选择与生源国劳动力市场机会匮乏高度相关。还有一些学者从微观层面探讨个体和家庭因素在国际学生流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发现不同时期中国学生的出国留学选择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的相互转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本科就读院校的层次和声誉、制度与经费保障、教师与课程国际化水平等因素也会影响学生的出国留学选择。

　　研究生学历比本科学历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具竞争优势，国内就业形势与本科生毕业后是选择直接就业还是读研密切相关。本研究基于江苏省重点高校本科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主要回答以下问题：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发展路径选择与其他大学生群体有何异同?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毕业后的发展路径选择主要受哪些因素制约?不同因素变化将如何影响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的发展路径选择?农村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发展路径选择对理解个体和家庭的教育投资决策有何启示?

　　二、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和变量介绍

　　本研究主要采用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提供的2015—2017届全省重点高校本科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有效样本为49661人，采集时间为毕业当年的10—11月份。其中，因变量为毕业生实际的毕业去向，包括国内就业、国内读研和出国读研三种发展路径。核心解释变量包括：①毕业生是否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基于毕业生高考时户籍是否为农村及其父/母最高学历是否为大专及以上来构造;②对毕业生影响最大的父/母一方职业是无业(参照组)还是农民、自雇劳动者、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企业工作者;③家庭经济支付能力通过毕业生上学期间月均消费衡量，1000元以下为家庭经济支付能力较弱(参照组)、1000(含)~2000元为家庭经济支付能力一般、2000元及以上为家庭经济支付较强;④重点高校为首批列入“双一流”建设名单的学校;⑤院校满意度(以对毕业院校很不满意为参照组);⑥同伴中选择国内读研、出国读研和国内就业的比例，“同伴”指同一年毕业于相同高校、相同学历、相同专业的毕业生;⑦同伴的平均月薪(单位：千元)，“月薪”包括平均每月的工资、奖金、业绩提成、福利补贴等所有税后现金收入，根据城镇居民消费者物价指数统一调整到2015年购买力平价水平;⑧学科背景(以社会科学类为参照组)和性别(以女性为参照组)。

　　在分析样本中，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占33.8%，城市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占32.9%，二者共计66.7%;城市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占30.2%，农村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占3.1%，二者共计33.3%。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和其他群体的样本分布描述结果如下：①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毕业后的路径选择与农村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城市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差别不大，但他们选择国内外读研的比例明显低于城市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选择国内就业的比例又明显高于城市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②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父母职业和家庭经济支付能力与其他群体相比较为弱势;③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毕业于原“985工程”高校的比例低于其他群体;④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的毕业院校满意度、同伴读研情况和就业情况与其他群体差别不大。

　　(二)模型设定

　　本研究采用离散选择模型分析重点高校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毕业后的路径选择。根据样本数据结构，共有三种选择路径：国内读研、国外读研和国内就业。本科毕业生的路径选择可以用麦克法登(McFadden)提出的随机效用模型(Random Utility Model)表示，每位毕业生选择一种发展路径使其预期效用最大化，此处预期效用可以是毕业生感知到的物质或精神上的满足程度。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Uijb表示本科毕业生i选择第b类的第j种发展路径的随机效用，εijb表示随机扰动项。所有解释变量xijb只随个体i而变，不随发展路径j变化，系数βjb表示个体层面变量xijb对随机效用的影响，系数γb表示发展路径所属类别层面变量zib对随机效用的影响，系数δ表示具体的发展路径层面变量wjb对随机效用的影响。只有当发展路径j的预期效用大于其他路径时，个体i才会选择路径j。本科毕业生i选择第b类的第j种发展路径的概率可以表示如下：

　　其中，第b类发展路径的“包含价值”(Inclusive Value)可以表示如下：

　　在此，构造参数，只有当取值为1时才满足“无关方案的独立性”(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 IIA)假定，这也是采用多元logit模型的前提。但是本科毕业生发展路径选择很可能不满足IIA假定，因为在实际决策过程中，国内读研、国外读研和国内就业很可能不是并列的路径选择，而是至少遵循以下两类具有嵌套结构的决策过程：①第一步，先决定读研还是工作，第二步，再决定国内读研还是国外读研;或者②第一步，先决定出国还是留在国内;第二步，再决定留在国内是读研还是工作。本研究将分别构造以上两水平嵌套logit模型剖析各类因素与本科毕业生发展路径的关系，主要采用全息极大似然方法进行估计。

　　三、重点高校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和其他群体路径选择的比较分析

　　(一)重点高校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群体属性对其路径选择的影响

　　首先以重点高校所有本科毕业生样本为分析对象，探讨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和其他群体属性对毕业后路径选择的影响。实证结果如表1所示，两种不同构造思路的嵌套logit模型估计结果均表明，重点高校本科生毕业后的路径选择不满足IIA假定，证实采用嵌套logit模型比多元logit模型更恰当，而且两种不同思路构造的嵌套logit模型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鉴于目前尚无明确的检验步骤来区分哪种嵌套logit模型更优，本研究主要基于第二种思路报告模型估计结果。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以出国读研为参照组，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比其他群体更倾向于毕业后直接就业或国内读研。此外，家庭社会经济条件不利的本科毕业生更倾向于留在国内读研或就业，而家庭社会经济条件优越的本科毕业生更倾向于出国读研。与从普通本科晋级为重点高校的本科毕业生相比，原“211工程”高校和原“985工程”高校的本科毕业生更倾向于出国读研;重点高校本科毕业生对母校整体满意度较高对其留在国内读研或就业产生积极推动作用;同伴国内读研或就业的比例对其最终选择国内读研或就业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同伴出国读研对其最终选择国内读研或就业有显著负向影响，同伴平均月薪对毕业后路径选择影响不显著。

　　(二)重点高校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与其他群体毕业后路径选择的比较分析

　　接下来对重点高校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和其他群体毕业后的路径选择进行分样本分析。经检验，重点高校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农村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城市家庭第一代本科生毕业后的路径选择满足IIA假定，采用多元logit模型更合适，而城市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毕业后的路径选择不满足IIA假定，采用嵌套logit模型更合适。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主要有以下发现。

　　第一，父母职业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的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更倾向于国内读研，这与农村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和城市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相似;父母职业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的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选择国内就业的可能性更低，这与城市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相似。第二，家庭经济支付能力越强，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更倾向于出国读研，这与其他群体的路径选择相似;家庭经济支付能力越低，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更倾向于国内就业，选择国内升学的可能性越低，这与城市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相似。第三，毕业于选拔程度较高的重点大学，并不必然提高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读研深造的概率，相较于从普通本科升级为“双一流”建设高校毕业的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原“211工程”高校的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选择国内读研的概率显著要低，但毕业于高选拔程度重点大学能够显著提高城市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和非第一代本科生出国读研的概率。第四，国内读研机会增加，有助于显著提高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国内读研的概率，这与对农村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和城市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的影响相似，但对城市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的影响不显著;出国读研机会增加，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出国读研的可能性，但影响幅度要小于其他群体;随着国内就业机会增加，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国内读研的可能性显著降低，国内就业的可能性显著提高，这与城市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相似。此外，毕业院校满意度和平均月薪对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毕业后的发展路径选择影响不显著。

　　四、重点高校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毕业后的路径选择：反事实模拟

　　反事实模拟假定所列各项因素的变动是外生的，至少短期内不存在其他混淆因素会逆转模拟结果。这种分析方法广泛应用于模拟经济资助政策变化对大学生辍学行为的影响、预期收益变化对大学专业选择的影响等。不同情景下的反事实模拟有助于深化理解相关因素变化对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毕业后路径选择的影响。反事实模拟的标准做法是，模拟因素正反两个方向变动带来的反事实结果，并将其与实际情景的估计结果相比较。本研究基于表1嵌套logit模型(2)的参数估计结果，模拟一系列潜在因素变化将如何影响重点高校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的路径选择，并将其与其他群体相比较。

　　(一)反事实模拟：读研机会或国内教育质量变化

　　留在国内读研或工作与选择出国读研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假定本科毕业生是理性经济人，他们将权衡比较备选方案的成本和收益，做出效用最大化的决策。人力资本投资框架下的教育机会受限模型的相关研究表明，一个国家赴海外读研的学生规模与国内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显著正相关，而国内高校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会削弱这种联系。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内读研机会增加和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会吸引更多本科毕业生留在国内读研;反之，国内读研机会竞争激烈和高等教育质量下滑将促使更多本科毕业生出国读研。在此，用本科毕业生同伴国内读研的比例衡量国内研究生教育机会，用其对母校的整体满意度作为国内高等教育质量的代理变量。重点高校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与其他群体的发展路径模拟结果如表3所示。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第一，当毕业生对母校的整体满意度提高一个等级，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留在国内读研和就业的概率变化不大，出国读研的概率将下降19.9%;当毕业生对母校的整体满意度降低一个等级，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选择国内就业和出国读研的概率分别提高3.5%、61.7%，国内读研的概率将下降8.1%。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选择出国读研和国内就业的变化幅度要大于其他群体。第二，当同伴在国内读研的机会提高5个百分点，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选择国内读研的概率将提高8.5%，国内就业和出国读研的概率分别下降4.4%、7.6%;当同伴在国内读研的机会降低5个百分点，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选择国内读研的概率将下降8.2%，国内就业和出国读研的概率分别上升4.2%和8.0%。不论国内读研机会增加还是减少，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选择出国读研的变化幅度略高于农村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和城市家庭第一代本科生，明显高于城市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第三，当同伴出国读研的比例增加或下降5个百分点，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选择出国读研的概率将明显上升或下降，变化幅度略高于农村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和城市家庭第一代本科生，明显高于城市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由此可见，与其他群体相比，重点高校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对读研机会和国内教育质量变化的反应更为敏感。

　　(二)反事实模拟：国内就业机会或就业回报变化

　　人力资本投资框架下的机会成本分析视角认为，较多就业机会意味着更容易找到工作。在此背景下，本科毕业生如果放弃就业而继续读研的话，其对研究生教育机会获得的潜在风险感知更为强烈，读研的心理成本更高;同时，如果国内就业能够获得较高回报，那么读研的机会成本也会更高。假定本科毕业生是理性经济人，他们将权衡比较备选方案的成本和收益，做出效用最大化的决策。已有研究表明，某项行为的预知风险和机会成本越高，选择该行为的概率越低。在此，用本科毕业生同伴国内就业的比例衡量就业机会，用同伴国内就业的平均起薪衡量就业的经济回报。如表3所示，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同伴在国内就业的机会提高5个百分点，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选择国内就业的概率将提高3.4%，国内读研和出国读研的概率分别下降6.3%和7.9%;当同伴在国内就业的比例下降5个百分点，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选择国内就业的概率将下降3.5%，国内读研和出国读研的概率分别上升6.5%和8.5%。不论国内就业机会增加还是减少，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选择国内外读研概率的变化幅度与农村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和城市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差别不大，明显高于城市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此外，当其同伴的平均月薪提高或降低一千元，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选择国内外读研或就业的概率变化不大。

　　(三)反事实模拟：家庭经济支付能力变化

　　研究生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除了需要机会成本以外，还需要付出直接成本(如学费、资料费等)。我国硕士研究生的求学成本大多由家庭承担，家庭经济支付能力的变化将制约本科毕业生的升学决策。如表3所示，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家庭经济支付能力提高一个等级后，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选择国内读研的概率将下降12.9%，选择出国读研和国内就业的概率将分别提高84.0%、5.8%，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选择国外读研和国内就业的变化幅度与农村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差别不大，明显高于城市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和非第一代本科生;当家庭经济支付能力降低一个等级后，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选择国内读研的概率将上升10.7%，选择出国读研和国内就业的概率将分别下降24.7%、5.3%，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选择国内就业的变化幅度与农村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和城市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差别不大，略高于城市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由此可见，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的升学决策对家庭经济支付能力的变化较为敏感。

　　五、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基于江苏省重点高校本科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采用嵌套logit模型和多元logit模型对其毕业后的路径选择进行分析，并模拟一系列宏观因素变化对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毕业后路径选择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四点发现。第一，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毕业后的发展路径选择受多种因素制约，不仅受其原生家庭可资利用的社会经济条件影响，还受制于本科阶段的教育背景，如学校层次、教育质量等，同时还受宏观背景下升学机会、就业机会等因素制约。第二，随着读研机会、教育质量、就业机会、家庭经济支付能力等因素变化，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与农村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和城市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发展路径选择的变化较为相似，但比城市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的反应更为敏感。这说明受文化错配、信息不对称、抵御经济风险能力不足等因素影响，高等教育政策调整和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连锁反应更容易波及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第三，重点高校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关于毕业后路径选择的决策对国内就业机会的变动较为敏感，对薪酬水平的变化相对不太敏感。这是因为就业机会直接关系到求职的难易程度，更容易被感知，而薪酬水平作为衡量就业质量的一个维度，毕业生可能会结合工作环境、晋升机会、专业适配等非经济回报因素综合判断一份工作的含金量。第四，毕业于较高层次的重点大学，并不必然成为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读研深造的敲门砖。同毕业于普通本科院校升级为“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相比，原“211工程”高校的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更倾向于选择国内就业而非读研，但毕业于较高层次重点大学能够显著提高城市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和城市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出国读研的概率。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叠加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的压力，国内劳动力市场对大学生的需求疲软，导致高校毕业生求职机会受限。当就业变得越来越困难时，本科毕业生继续读研的机会成本降低，对研究生教育的需求变大。同时，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扩大研究生教育机会和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政策，如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步伐，稳步扩大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大力建设“双一流”建设高校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等，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改善研究生教育的供给状况。但是，读研仍然需要支付不菲的费用，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因经济压力、信息约束和规划滞后更有可能放弃升学，尽早进入劳动力市场获取经济回报。在保研名额受限的情况下，重点大学的大多数本科生如果选择国内读研，仍然需要参加激烈的竞争，面临升学压力和失利风险较大，而城市家庭有条件为子女避开国内严峻的考研压力，转向国际研究生教育市场谋求更多的升学机会。本科生在毕业后是选择继续升学还是直接就业，不同群体对其优先级的排序存在差异，这本身无法简单判断优劣好坏。但是，对于农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而言，他们面对升学机会、就业机会、教育质量、家庭可支配收入等外部因素变化的反应更为敏感，应对负向冲击时表现得更为脆弱。究竟环境因素还是努力因素制约了他们的生涯发展决策?目前面向弱势群体的专项招生政策、经费资助政策、就业扶持政策等，在多大程度上弥补了家庭背景不利带来的机会缺失、资源不足、信息匮乏等先天不足?这些都是未来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感谢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提供数据，感谢丁小浩教授、赵丹教授、耿云副教授和蒋晨阳老师对论文完善提出宝贵建议。)

　　【杨素红，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范皑皑，通讯作者，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教育学院副编审】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