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

校长

学校教育是教育的主阵地，是国家、民族的希望和未来，校长是学校教育的主心骨，是学校文化的倡导者，是学校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

职业定义

校长应该是人师、人梯、人率的典范。

学校教育是教育的主阵地，是国家、民族的希望和未来，校长是学校教育的主心骨，是学校文化的倡导者，是学校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什么样的校长是好校长？什么样的学校是好学校？好校长、好学校的衡量标准不应该是由某一个人或组织单方面来确定，而应该由时间长短、空间的大小和人民大众的认可程度及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来确定。也不是一次考试或者单一升学率来决定，而应该是着眼于10年、20年后或更长时间的学生发展、学校发展、老师发展而定。现在相当多的人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学生上名校才会有出路，而把人生的理想、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及持续为理想奋斗的执著精神和毅力、良好的学习习惯及生活习惯放在了次要位置，因而不惜一切代价一味地上名校、拿文凭。相反，人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的核心并非全靠文凭，而是真正认知社会、适应社会、改造社会和造福社会的能力。

校长作为学校的核心人物，学识上应该是“人师”。校长首先要是教育家，其次要具备先进的理念和思想。读万卷书为知、行万里路为识、做万件事为能，“人师”就是知、识、能的拥有者。校长作为学校的首席人物，心态上应该是“人梯”，做老师和学生奋进的助推器。社会的未来、家庭的希望其实就是现在老师和学生的未来的希望，校长应该做伯乐，及时发现老师和学生中的能力潜在者，积极提供发展平台，创造一个宽松的育人环境，让鸟得长空而翔，让鱼得瀚海而泳。我的人生信念就是：让所有的学生都超过我。

校长作为学校“父母”，在行动上应该是“人率”，主动关心和温暖校园中每颗心灵，像大家庭中的长辈一样做全校的表率，崇尚科学、勤奋学习、理想远大、持之以恒、慈心放达、人格高尚。

中小学校长应具备的素质

陶行之说：“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要评论一个学校，先要评论它的校长。”一位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中小学校长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1、先进的教育思想是校长办学的灵魂

校长一定要有自己的办学思想。而办学思想首先是一种信仰、一种理念、一种境界。办学思想有下面几层含义：它是校长的教育理念、信仰、价值观在学校工作中的体现，是校长的智慧和才能的展示；办学思想体现了校长在学校发展中的思路、计谋和韬略，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单纯依据文件怎么说就怎么做的问题，而是在实践上级文件中体现他的计谋、策略和韬略，是校长向自我的智力和体力极限挑战的过程；办学思想不是抄来的，是校长在实践中体验和领悟的结果。校长要勤于学习，不断充电，更新知识结构，掌握教育前沿理念，如中外教育的发展，国际教育的走向等。

2、渊博的学识素质是校长办学的前提

现代教育要求具有渊博学识素质的校长，校长不但要有先进的教育理念，而且还要具有广博的文化科学知识和精深的教育和管理知识。目前，随着教育的不断发展，经验型的校长正向研究型校长转变，干部型校长也正向专家型校长转变。一名优秀的校长只有具备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教育实践，以及高深的教育理论等素质，才能引领教师发展和提高，才能办好一所学校。校长要有丰富的学识、水平、经验。要有思想，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只唯真；要有眼光，不仅能站得高看得远，还能看得准、看得透；还要有强烈的创新意识，有除旧布新的激情，能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进取，务实争先。

3、圣洁情德素质是校长办学的根基

校长崇高而美好的圣洁情德千百年来赢得了人们的赞誉。列宁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不能有对真理的追求”。高尚的情德可系教师之心，可化强大动力，是办学的根基。校长是学校的第一负责人，但校长的权威绝不能单纯的凭一纸任命去建立，而应注意培养自己的非权力性影响力。校长要以自己的崇高的敬业精神，去激励教师，得到教师的认同、敬佩，进而凝聚成校长的威信，这样才能使教师人人亲而近之。“公生明、廉生威”，公正廉洁是校长的道德基础。如果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矛盾时，一名合格的校长会毅然地选择以集体利益为重，做到不丧失原则，不怕得罪人，不计较个人得失。校长只有充分发挥自身的示范作用，用模范的言行来引领教师，激励教师，鞭策教师，才能使教师觉得“言真可信、行政可效”，才能激活广大教师在奉献之中产生良好的道德感染力和“上下同心，其利断金”的合力。

4、高超的才能素质是校长办学的保证

作为新时期的中小学校长要做到三有：即有思想、作为；有方略、艺术；有创新、特色。
有思想的人，才能有所为。校长不是思想家，但校长首先要有思想，首先是思想领袖，其次才是行政的领袖。既有思想又有领导才能的人，是最适合的校长；有思想，而缺乏行政领导才能的人，或既便用好了人而没有思想的人，不能当校长；既无思想，又无行政领导才能的人，更不能当校长。有思才有为。校长的思想应是清楚的，思路应是超前的、科学的。能够有效地解决学校发展过程中的诸多矛盾。校长应有治校的方略，管理的艺术。做到善交往、善管理、会用人。有创新、特色：一所学校的光亮度、知名度、凝聚度，几乎完全体现在这所学校所拥有的特色上。一所学校和一个人一样，校长应有自己的思想，要有自己的个性，学校的发展就是坚持走自己个性化道路，即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在当前千帆齐发，万舸争先的教育发展中，校长是引航者、是旗手。校长的创新素质应体现在学校管理中，是独具特色的。特色的源头在哪里？在校长办学思想的个性化上。一位校长有了个性化的办学思路、独具一格的办学方略，盖着自己印记的教育追求，就能铸建出特色的校魂——同化教与学的精神之柱，驱动师与生的心灵之泉。

5、人格魅力素质是办学的动力

校长的人格魅力，主要来自于非权力的良好素质。现代管理学认为，任何一个领导者在行使自己职权时，其自身的品德学识、风度声望、心理品质，礼仪修养等会自然形成一种影响力。荀子说：“君子至礼，默默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良好的品格有助于有效领导的实现。校长要有高尚的道德，用自己的言行塑造人格魅力，使广大师生从校长的身上看到形象和事业的希望。

面对21世纪日益激烈的全球人才、科技的竞争，教育面临的挑战是很严峻的，时代呼唤高素质的校长。中小学校长所肩负的基础教育改革任务是很艰巨的，我们要尽快提高上述五大素质，去办好每一所学校，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创新型人才，以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

大学校长应具备的素质

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除了国家在政策法律上应给予必须的支持与保障外，最主要的是大学自身应具有建立现代大学的观念，意识，其中，大学校长的素质是至关重要的。综观我国大学目前的状况，可以说，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缺少的不是资金，设备，师资，生源，而是具有现代大学意识的校长。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高等教育界，每一所成功的大学，都是因为至少有一位卓越的大学校长，如北京大学的蔡元培，蒋梦麟，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浙江大学的竺可桢，南开大学的张伯苓等。可以说，每当社会处于重大变革时期，对大学也会提出新的要求，大学校长在此时的审时度势和对大学发展的学术信仰，对大学的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逼近对大学提出了较20世纪更高的知识，人才，责任和其他方面的要求；科学进步，技术发明和人才成长的多渠道，又使大学面临较以往更为严峻的生存竞争。如何在更为艰难的条件下，继续保持和发展大学传统的知识领袖和人才仓库，思想库的作用，对各大学校长来说，都是更加严峻的挑战。做为大学校长，为了承担起引导大学适应新时代的社会挑战，除了具备较高的专业知识和行政管理能力以外，还应该在以下方面有突出表现。

一、具有的大学教育与发展理念

具有自己的大学教育理念和实践其教育理念的勇气做为一名大学校长，他所具有的大学教育与发展理念，已超出了个人学术思想与信仰的范畴，这已不纯粹是个人的学术追求倾向问题，更重要的是他的理念，将不可避免地对他所执掌的大学产生影响，有的甚至可以延续，扩展到对一个时期的国家和民族都产生影响。蔡元培做为北京大学校长就做到了这一点。美国教育家杜威曾这样评价他:“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蔡元培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就是他具有当时一般大学校长所不具有的大学理念，以及他为实践这一理念而付出的巨大努力。

1917年蔡元培担任校长之初，北京大学还完全不能被称为是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学生"是由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平时对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教师自己也不用功，"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整个学校的教育气氛与国人对北京大学的期望，及其作为民国时期唯一的国立大学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对北大的弊端及为改变这一切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和将要遇到的阻力，上任之前的蔡元培就曾认真思考过:"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我到底服从了后说，进了北京。"执掌北大以后，蔡元培依据他的大学教育思想与管理理念，对北京大学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改变大学生的就学观念，"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围绕上一点，蔡元培尽力从国内外挑选优秀师资，辞退原来的不合格教师，整顿教师队伍；提倡学术分离，认为"学为基本，术为支干"，"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之机关"，扩大文理科，停办工科，改革学校的学科结构；倡导学术，思想自由原则，鼓励学生成立社团组织；……等等。

通过这一系列的改革，北大很快成为国内先进学术，思想的渊薮。而他的这一系列的改革，也并不是没有阻力。如在实施聘请优秀师资，辞退不合格师资，兼容并包的学术管理政策等过程中，都遇到了很大的压力。但蔡元培先生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并没有因为遇到阻力就放弃自己的学术信仰和大学理念；并且正是缘于他的坚持与努力，北大方取得了非常显著的进步，也正是这些进步，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开始走上了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这一历程也确立了蔡元培做为一名有远见卓识的大教育家和成功的大学校长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蔡元培的大学教育思想和理念，对二三十年代我国的大学教育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他所提倡的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兼容并包主义和教授治校的大学组织管理原则，在当时可以说是深入人心。但是建国50年来，蔡元培的思想理念并没有很好地保留发展，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家行政力量过多地干预了高等教育；另一方面，勿庸讳言，中国当代也缺少蔡元培式的大学校长，这应该是一个甚为重要的原因。在探讨面向21世纪我国大学的形象时，人们对有思想，有个性的新一代大学校长的渴望更加迫切。对照现在的大学校长，在大学理念与坚持实践个人理念方面，与理想的大学校长还有很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对我国大学在21世纪初将要遇到的挑战与发展机遇没有很好的个人认识，或者有所认识，也没有能够发展成为一种真正具有指导意义的大学教育理念。应该说，在新的世纪，很多大学校长对将要面对的新的社会发展形势及其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要求，还是有所觉察的，但觉察的程度从总体上看还不够深，由此而阐发的大学思想和言论，少有个人独到见解，却多有人云亦云的成分。在世纪之交，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着很多深层的问题，诸如大学的改革与发展方向问题，办学体制与机制的改革问题，高等教育适应大众化问题，高等教育的自身生产与适应和服务社会的关系问题，等等。对这样一些关键性问题，每一名大学校长都应该做出比较明确的回答，并能在其任职的学校中贯彻实施。但是，并不是现实中的每一位大学校长对形势和自己所执掌的大学都有很清楚的认识。大学校长对大学发展处境和未来发展方向上认识的不足，都将严重影响大学的深层次改革，长远发展目标的确立和大学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定位，从而影响大学难以形成一个有长期指导意义的发展规划。

第二、对学校的发展没有很明晰的目标与思路，必然导致决策上的盲目性和随意性。由于对当前我国大学所面临的发展形势缺乏很明确的认识，很多大学校长就以政府的发展思路代替了大学具体的发展目标。如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很多大学校长，不论其任职学校的实际发展状况和基础条件是否可能，纷纷提出要在若干年内把本校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有这种想法当然是好事，但问题是首先对所提出的目标根本没有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论证，其次提出了目标以后也没有制定相应的策略和采取相应的举措来保证目标的实现。因此，很多大学校长所提出的大学发展目标，并不符合本校发展的实际情况，没有具体的指导意义，有的甚至还可能因为目标上的好高鹜远，放弃了具有实际可操作意义的目标的追求，从而对提高大学的办学质量和水平难以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这样的大学校长就很难说是成功的，甚至有可能是失职的。

二、具有求真求实的科学家精神

一般来说，大学校长首先是一位学者，然后是一位管理者(按世界惯例，除了英国以外，大多数国家的大学校长都是在学者，教授中间产生)。对于大学校长来说，从学者的角度看，具有严谨的求真求实的科学家精神是很正常的；但从管理者的角度看，具有同样的科学家精神，就是非常可贵的，而在大学校长任职期间，这种科学家精神又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是由以下两点所决定的。

第一、大学校长有责任和义务对任职学校的实际发展状况和所处的时代，及大学发展所依存的社会条件等诸多方面的变化，进行认真的科学考察，并据此做出适应大学发展的规划。对每一位大学校长来说，这都是一个较为严峻的考验。特别在当今时代，高等教育面临着较以往更为复杂的发展处境，国家，社会对高等教育有了比以往更多，更高的要求，特别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日益临近，使各国的高等教育几乎都要承担起使国家跨过工业经济与知识经济的时代界限的责任与义务。而现实问题是，现在的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已远不是中世纪大学的"象牙塔"时代，大学普遍面临着办学经费不足，行政干预力量强，外界功利诱惑大，教师队伍不稳定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大学的教学，科研很难得到明显发展。而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大学校长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这是当前大学普遍面临的问题。

另外，每所大学还有需要面对和解决的特殊问题，比如说，最近国内进行的院校合并问题，扩大招生问题，高等职业教育问题，网络大学问题，等等。可以说，当前的高等教育改革已经涉及到办学中的方方面面，从诸多的热点改革中，寻找好自己学校改革与发展的突破口，对大学的长远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而寻找到这个最佳突破口，率领大学占领新的发展制高点，是大学校长应该对学校和全校师生承担的一种责任和义务。

第二、在履行大学管理职责时，校长应当调动大学中的其他力量共同参与大学管理，以保证不会因校长个人见识上的局限性，而影响大学的发展。蔡元培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借鉴德国大学的经验，倡导大学管理中的"教授治校"原则，这对他在北大的成功起到了很重要的促进作用。他说，"德国大学学长校长均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校长且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从未生过纠纷；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因此，他倡议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蔡元培引进这一原则的出发点，虽然是为了解决学校在校长缺席状态下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但其实这种做法是很符合大学的组织与管理原则的，尤其在现代大学的管理中，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

今日的大学规模更大，面临的社会压力和竞争更强，所聚集的高级专门人才更多，学校发展的方向和目标重心更加难以确定，要把大学管理中的所有问题和压力全部由校长一人承担，是很不科学的。同时，一个"由诸多社群组成———本科生和研究生社群，人文主义社群，社会科学家社群和自然科学家社群，专业学院社群，各种非学术人员社群，管理者社群"的多元化巨型大学，并且"一个群体应该有一个灵魂，多元化巨型大学有若干个灵魂"，其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必然是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多专业的。

而所有这些问题，对校长个人来说，其能力也是有限的。就以处理大学中不同的专业与学科问题来说，由于知识的纵深和横向发展之间的分离，个人很难对大学中的所有学科和专业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都有较为明确的了解，也就很难对大学发展过程中的各个学科和专业做出很恰当的评判或仲裁，从而对大学的发展方向做出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就非常需要有各类专业的专门人才共同为学校的发展规划做好参谋。因此，大学中实行"教授治校"，并不是大学校长对教授的"恩赐"，而更是校长借助他们的力量，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一种策略。

另外，校长还要意识到大学在管理上与一般行政单位不同。科恩和马奇曾用"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一个极少有组织地协调和中心目标混乱的世界"来形容大学，即大学与普通行政机构组织上的有序很不相同。大学在组织上的这一特点，是由大学内部的学科专业多，学术层次深的学术性特征决定的。而这些特点又深深地影响了大学内部的权力与结构制衡。对此，美国高等教育学家伯顿 克拉克曾经说过:"大学不是一个用一种观点来看世界的紧密结合的专业群体。作为不同专业的聚合，它是非集权的，松散的和软弱的。这些多样化的专业人员的存在强有力地影响着学院和大学的决策过程"。

专业对个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在大学管理中又是不可忽视的。校长应当认识到:首先，不能够用一般的行政权威来管理校内的人和事，特别是在处理涉及到大学内部的学术自由，学术评价，学术管理等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其次，不能仅仅用个人的专业思维方式和特点或仅仅依靠个人的力量对其它不同专业进行批评，评价或做出有重大影响的决策；再次，还要意识到，专业之间是平等的，特别是对从事不同专业的人员来说，更是这样。当然，学校在一定时期内学科与专业发展总是有所侧重，但侧重的态度不可以延伸到对学科，专业本身以及从事研究与学习的人身上。这在我们当前的高等学校管理中是一个尤其值得注意的问题。

三、具有良好的决断能力

大学校长在任职期间，对大学的发展是否有一整套的思想理念，对他的办学理念是否进行过科学论证，还不是决定他能否取得成功的全部因素。大学的发展，除了要受到校内各种因素的制约以外，还会受到更多的外部因素的影响，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校外因素的影响是随机的，并不会给大学和校长一个准备与酝酿的时间。一般来说，校外因素对大学的影响，总是有利有弊的，关键是这些影响对学校未来的样子，以及做成这个样子的过程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这种时候，就需要大学校长的权衡与决断能力来发挥作用。斯坦福大学校长卡斯帕尔对斯坦福大学的成功之道作了这样的总结:在充满困难与诱惑的大学发展之途上，"奋力坚持一所注重研究型大学的基本目标和特色；在教学与研究中树立追求一流的意识；在无数的诱惑面前把握科学和研究的关系；自由制定研究计划；积极寻求工业界的合作，以丰富研究的进程而又不偏离学校的方向；保持一个相互渗透的环境，坚持研究的开放性，以及把握机遇，不断创新。"也就是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包括与工业界的合作，坚持学校的开放等，都不能影响斯坦福大学把教学和科研放在首位的战略。有了这样一种信念，大学校长就较容易对外界的影响和诱惑做出决断，从而领导大学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一个较为稳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势头。敢于在群力包围中坚持自己的办学思想，甘于在喧闹的社会大环境中取静的大学校长，对保持和发展大学的个性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随着社会对大学的期望值越来越高，社会各界主要是政界，工商界等要求干预大学的愿望也就越强烈。同时，作为干预大学事务的一种交换条件，他们也会提供大学所需要的部分经费，设备，设施及其他条件。大学走进社会生活的中心，成为社会的主要"轴心"力量之一，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中已达成共识。这也就意味着大学无法拒绝社会中的非学术力量干预大学事务的现实。在某种情况下，大学还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去接受社会力量的介入，如高等工程教育就是社会需要直接作用于大学的结果，而且未来的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同样还要取决于社会的实际需要。但是，大学毕竟而且将永远都是一种学术性机构。以超越一般社会水平的知识，理智，敏感和责任等方式服务于社会，永远是大学对社会承担的主要义务和责任之一。因此，大学校长在决定接受或拒绝某种非学术力量介入大学的学术事务管理时，必须对决策的结果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学校长应该具有不受周围环境影响的决策与决断能力。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使大学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知识生产和知识突破的竞争压力，如何才能在新形势下的知识竞争中保持一种优势地位，是很多大学校长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知识竞争的本质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竞争，大致上可以分为3个层次：

一是，那些能够站在知识前沿的科学家和未来的科学家，他们将为学校和国家提供最前沿的学术发展和研究动态；二是，那些具有良好学术修养的中青年骨干教师，他们是构成一所大学教师队伍的主体部分，因此，他们的整体水平与第一层次的科学家一起，将对大学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三是，那些具有无限前途的青年学生，他们是大学未来社会影响力的源泉。因此，如何吸引这3个层次的人才已经成为新的社会形势下很多大学校长的最主要任务之一。

综观各著名大学高级人才的引进与聚集事例，不难发现，学校的传统声誉固然具有一定的影响，但现时大学校长的决策具有更加重要的影响，很多特殊人才既会因为对校长本人有兴趣和信心而聚集某所大学，也会因为对校长有想法而离去；而很多校长之所以能够对特殊人才具有吸引力，除了某些校长是具有非同一般的人格魅力以外，更多的则与校长的决断能力有很密切的关系，比如几年前在美国两所著名大学之间进行的教授争夺战，其实不仅仅反映了这两所大学对这位教授的争夺，同时也反映了这两所大学校长在新时代的人才竞争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对吸引其他更多的科学家，青年人才和优秀青年学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类似这种有关人才的大学决策，又主要是取决于大学校长的决断能力。

总之，在当今大学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经费，招生，行政干预，企业渗透等一系列问题的时候，大学校长要使学校有所发展，需要付出比前人更大的努力。但正如美国高等教育学家克拉克 克尔所说:"领导的机会是无限的，然而就时间和资源而言，则是有限的"。大学在当前的处境是有困难的，但最难的还是校长如何在一系列的纷争中，理出一个明晰的思路，并能坚定不移地率领大学迎上去。这是对当今校长的考验，也是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

校长专业修养的提升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管理思想的纲领。这种纲领的特点是由近及远，由小到大，最根本的是从自身修养做起。校长，作为一所学校的灵魂，在自己的领导岗位上，要科学地引领师生们的发展，同样必须从自身修养的提升做起。仁，仁者爱人，所谓“泛爱众而亲仁”。作为校长，从学校管理的角度来讲，“泛爱众”中的“众”中之人有哪些呢？

首先，要爱教师。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中，教师的物质待遇主要由政府负责解决，校长对教师的关爱，更多的是体现在关心教师的专业发展上。作为教师，他们的“所欲”集中体现为以独立的主体地位去获得个人的专业发展。只有满足教师正当合理的发展要求，当教师真切地感受到校长在乎他们的发展，关心他们的发展，支持他们的发展，才能激励他们对教育事业的不懈追求，鞭策他们自我完善，自我实现。此所谓“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

其次，爱学生。教育的终极目标在于培养人、发展人。这一终极目标决定了校长最可贵的地方应在于对学生的深沉、广博、无私的爱。在这一点上，苏霍姆林斯基的见解让人感触尤深：“作为一个校长，一个最主要又是最重要的品质是：深深热爱孩子，有跟孩子们在一起的内在需要，有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

再其次，还要学会爱自己。一个懂得自爱的校长，才会推己及人，才会有一种博大的同情与怜悯，去成就教师、成就学生，从而把校园办成师生生命共处、共长的乐园。也唯有懂得自爱的校长，才能用自己的辛勤耕耘去促进学校的发展，以期在学校实现质的飞跃的同时留下些与自己名字有关的美好印记。

义，义者宜也。宜就是适宜、合理的意思。“君子喻于义”从管理的角度来讲就是管理者应该知道怎样做才合理。所谓“君子义以为质”的意思是，君子应有“义”的素质或本质。作为一个校长，要做到“义以为质”，必须兼顾“小义”与“大义”。所谓“小义”，就是如何处理“利”的问题。在儒家眼里，义是处理利益关系的最高原则。作为校长，要按照“义”的要求来处理人事关系，尤其是合理分配利益。

从自己的角度来说，如果校长在利益分配中理所当然地多得多占，这种不合理不但会在教师中产生出怨恨之心，而且还会在教师群体中产生一种错误导向——强烈的功利目的，计较于个人利益的得失而缺少高尚的精神追求、正确的价值观念以驱动自己的行为。这样的话，校长就会因为贪图个人的小利而失去集体的大利。

从对别人的角度来说，校长在分配利益时，要做到公平公正。校长应保证教师们对学校各种资源拥有均等的知情权、享有权，对各项管理活动拥有参与权、话语权，对各种培训、展示、比赛机会拥有选择的机会和权利。

所谓“大义”，正如陶行知所言，身为校长，“说得小些，他关系千百人的学业前途；说得大些，他关系国家与学术的兴衰”。校长要从学校发展的历史高度去清醒地认识自己所负的责任和使命。不但在当下要“在其位，谋其政”，从教育专业管理的层面与时俱进地传承和创新办学理念、校园文化、校本培训、教育教学科研、课堂教学模式等，更要把握时代脉搏，明确育人方向，高瞻远瞩地谋划、开创未来。

礼，“礼之用，和为贵。”在古代，礼指等级制度，每个人要以礼来约束自己，礼的作用就是协调社会各种关系，达到集体的和谐统一。体现在学校管理中，“礼”首先是指制订并执行科学的规章制度，以对学校实施规范管理。在制订、执行制度的过程中，校长应处理好这几个问题：一是制度应与时俱进，二是要有令必行，三是制度应以人为本，四是要灵活运用。“礼”除了制度建设的含义之外，还有另一层意思——礼遇，尊重。“礼贤下士”指的就是这一种意思。在注重制度建设、实施规范管理的同时，校长应充分发挥“礼”的作用，尊重师生的合法权益、尊重师生的发展需求、尊重教师独特的教育教学风格和学生独特的个性特点及个体差异，如此才能创设和谐融洽的人际环境，唤醒师生们的主人翁精神，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促成他们的创造性行为。

智，智者知也。学而知之——要达到“知”，就必须学习。“敏而好学”，博学精思，获得丰富的专业知识，这是管理者的重要素质。在儒家眼中，学校是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的专业场所。作为这种专业场所的领导者和管理者，校长就更需要以厚实的专业知识和理论作依托、作动力。

“智”对于校长而言，除了学习认知层面的“知”之外，还包含了实践行为层面的“知”。校长要能率先垂范，引领教师、指导教师甚至传授给教师教育的科学与艺术，通过影响教师去影响学生，把那些体现自己教育思想的理论、经验和技能、技巧贯彻到教师群体中，使之耳濡目染、潜移默化，逐渐形成为一种集体行为。“养子使作善也，曰育。”校长通过自己的管理行为，应使莘莘学子作什么“善”（教育理念、目标的诉求），应如何去作“善”（达成目标的途径），应如何“善”作（科学合理的实施方式），这一切，不但需要校长要拥有丰厚的专业知识，而且还应躬于实践，敏于行动，做到“知行合一”，才能把专业知识转化为专业行为并产生显著的专业效益。

信，就是守信用，讲诚信，为万事之本。所以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从学校管理的角度看，守信，我们除了从有制度要遵守、有计划要实施、有决策要执行、有许诺要兑现等方面进行理解外，还可以结合校长的专业特点进行这样的解读：

一是有信念。信念是校长对学校的使命、愿景和核心价值的认识和坚持。在学校管理中，校长首先要做的事是提出、表达和倡导学校的使命、愿景和核心价值。不仅要向全体师生描绘学校美好的未来，更重要的是要将其落实到学校的发展规划中。这样，校长的办学信念才能成为集体意志和集体行为。在围绕教育信念实施宏观规划的同时，校长还要善于帮助教师规划自身的专业发展，在集体目标的实现过程中提升个体的专业素质，在个体的专业发展中提升集体的品位。

二是能信守。校长要能坚守自己的办学信念，既不急功近利，又不好高骛远，脚踏实地按既定的目标和规划的步骤，为实现学校美好的愿景持之以恒地潜心耕耘。正是在这“言必行，行必果”的坚持和守望中，校长方能倡导并形成一种务实的风气，才能在信守中体会创造的价值，收获教育理想逐渐临近、逐步实现的幸福。

与时俱进地解读“仁、义、礼、智、信”的时代内涵，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努力提高专业修养，促进自身的专业发展，去迎接社会、教育发展对校长提出的挑战，我们看到的将是一个大写的“校长”。

美国大学校长的工资

全美大约有12所私立大学的校长，其年薪达到了100万美元，这还不包括各种津贴和福利。

据美联社报道，虽然公立大学校长的工资相对来说比较低，但也在不断地上升。根据高等教育年鉴（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的年度报告，2006年，有8位公立大学校长的年工资达到了70万美元或者更多，比2005年的人数多了6个。

当然，美国大学学费的增长幅度远远超过了全国的物价上涨水平，因此，大学校长的薪水也接受着越来越严格的审查。

在12名年薪超过100万美元的校长中，只有3位会继续担任校长的职位。

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University）的校长Richard Freeland是所有大学校长中年薪最高的一位，他于2006年8月退休。他一年总收入，包括各种补助，达到了288万7775美元，其中237万3285美元属于津贴和福利收入。而已经退休的费城大学（Philadelphia University）的校长James Gallagher，其一年的总收入达到了255万7219美元。

Freeland的补助金之中，包括了一个长期的退休奖金，而Gallagher的收入中，包括了5年多时间内没有发给他的补助金。

在报告中还有一位特别的校长，那就是亚美利加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的Benjamin Ladner，他在2006财政年度获得的总收入达到了430万美元。不过他之后就因为被曝光滥用学校的资金而下台。他的补助金，大部分来自于此前没有发或者迟发的工资。

目前还在工作岗位上的年薪最高的校长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校长William Brody，他的年薪达到了193万8024美元。其中150万美元是学校发给他的工资，包括92万美元的迟发补助。

报告中年薪最高的公立大学校长是特拉华大学（University of Delaware）校长David Roselle，他在2005-2006年的收入为87万4687美元。Roselle在今年年初已经退休。

排在Roselle之后的公立大学校长分别是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的John Casteen（75万3672美元）和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Mark Emmert（75万2700美元）。

其他大部分的大学校长挣得远没有这些人那么多。不过绝大多数知名大学校长的工资一直在飞快地增长。在所有的私立大学之中，中值工资（可以理解成平均工资）在过去的五年中增长了37%，达到了52万8105美元。

中山大学校长看大学管理

大学管理，是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一个不断被提及但至今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大学的管理包括组织形式、制度、管理理念等内容。在组织形式上，可以大略地分为学校的教学、科研组织形式和行政组织形式两大部分。在制度上，包括人事制度、科研制度、教学制度等。

关于大学的教学、科研组织形式

目前，中国大学教学和科研的开展，绝大部分是以学院作为基本组织形式，实行校、院两级的管理体制。学校以学科为基础组建学院，但国家、社会对人才和科研产品的需求却往往不是严格按照学科分类的，各类科学问题的提出也往往是跨学科的。

我觉得有必要对现有的学院进行整合，如一些已经先行一步的高校那样，实行学部制。在各相近学科之上设相应的学部，例如，理学部，下设数、理、化、生、地等学院。这种学部，只是在学院之上搭建的一个非实体平台，以期为各相近学科的交叉融合提供一种有较强操作性的机制。

设立学部的另一个重要考虑，是为了解决大学管理中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相对分离的问题。目前，我校每个学院都设有学位评定委员会和教师职务聘任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的主任，一般都由院长担任，这就使院长在作为行政主管行使行政权力的同时，又成为学术权力的主导者。学部设立后，各相关学科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及教师职务聘任委员会设在学部，委员会主任以及委员会成员由来自不同一级学科的教授担任，使这两个委员会成为较为纯粹的学术评议组织。

关于大学的行政组织形式

中国大学的行政部门与国外大学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的大学相比，机构设置更多，分工也更细。这一体制，由于分工细致，比较有利于管理职能的落实，但难免会出现协调不畅的问题，也可能在结合部存在盲点。

我国大学的行政组织形式，是与国家和地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密切相关的。上级主管部门的机构设置，对于大学具有指导意义，为了管理的顺畅，上下一一对应就成为必须。要改变目前这种职能部门分工过细的情况，并非一个大学所能单独完成。我个人的想法是，是否可以参照国家机关实施“大部制”的方法，也如一些已经先行一步的高校那样，在不搞机构撤并的前提下，对校内的职能部门进行一些梳理，设立若干个“部”，以提高行政效率。例如，可以考虑以一些与本科生培养有关的职能部门如教务处、学生处、招生办公室、就业指导中心、团委等组成本科生院。

关于创新人才培养的管理理念和措施

目前，各高校都在不断地强调要培养创新人才，但是，我们其实并没有找到一条培养创新性人才的有效途径，大家都尚在摸索之中。

在本科生培养方面，对本科生创新精神的培养，首先应该培养学生的个性，而个性的培养往往不在课堂上，而是在被称为“第二课堂”的学生活动中。社会实践、志愿者服务等活动，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感恩情操，使学生认识社会和国情，甚至从中发现真实的科学问题。我们应该考虑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创新，社会实践实际上应当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途径和方法。

在研究生培养方面，从社会对于人才的实际需要看，研究生教育比较合理的结构，应该呈现一个金字塔的形状。其中学术型研究生应该少而精，更多的应该是从事职业型和修课型的研究生。应当看到，当前影响研究生教育质量提高的核心，很大程度上在于研究生教育结构的不合理，即学术型研究生比例过高，专业学位研究生比例偏低。要及时调整研究生的教育结构，更加强调研究生的分类培养，从生源、导师、课程、实践、论文、就业、评估等各个环节上进一步强化特色，对不同类型的研究生应有不同的培育程序和质量标准。

为了更好地做好研究生的分类培养，进一步扩大专业学位的规模，建议教育部考虑在专业学位的设置上扩大高校的自主权，将专业学位授权下放到有一级学科自主设立博士点权力的高校，让学校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自行增设专业学位领域或设置联合课程学位，教育部则负责组织定期的专项评估。

关于人事制度

大学管理制度最为核心的部分，是关于人事的制度。在大学人事制度改革实施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退出机制”。在我国高水平大学中，师资的素质相对较高，一些不适合的师资“退出”也相对会比较平稳，并且是有出路的。因此，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事业单位人事政策时，考虑在选择若干高水平大学作为“退出机制”的试点。

随着人事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学校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校内的各类投诉。按照以往的做法，各类投诉都由职能部门负责解答。为了使行政运作更加有序、有效，有必要成立例如叫做“行政仲裁委员会”的校级组织，下设教师职务聘任、人事争议、学位授予、学籍管理等分委员会，成员应包括教授及学生代表，必要时可以公开听证的方式处理相关申诉。

我们可能还远没有找到一个适合中国大学长远发展的大学管理制度，这与我们正处于急剧社会转型期的现实密切相关，我们的“计划”往往没有“变化”快。因此，我们这些大学的管理者目前所要做的，大概也只能是尽可能多地思考、尝试。同时，也衷心希望国家的各项政策更为完善，为大学的发展创造一个更为良好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