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面临的挑战与未来走向

申继亮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教育部教材局原一级巡视员，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百余年来，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经历了从产生到逐渐形成体系的发展过程，课程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基本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更加符合时代要求的新课程体系。然而，课程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亟待破解的现实问题。为此，本文从我国基础教育课程发展历史、新时代面临的新要求新挑战、未来趋势三个方面，系统分析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面临的挑战和未来走向，探寻其改进路径。

　　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发展历史回溯

　　1.百余年来我国课程改革发展的基本历程

　　课程体系是学校教育的核心载体，直接体现教育理念，反映教育发展水平。我国基础教育现代课程体系从建立发展到今天已有百余年历史，要理解、认识今天的课程，需要我们对基础教育课程的发展历史进行简要回顾和思考。

　　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的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以前，经历了从产生到逐渐体系化的过程。1904年，清朝颁布实施《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初等、中等学堂课程，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课程建设。到了民国时期，随着西方教育思想的传播，初步建立了现代课程体系。

　　第二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按照政治、社会、文化发展变化，课程建设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全盘苏化”阶段，这一阶段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体系，都以改造、引进为主，主要是模仿或照搬苏联模式，体现出鲜明的计划经济色彩。二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泛政治化”阶段，正常教育活动受到严重冲击，课程教材以政治挂帅，中小学师生走出校门，到工厂、农村、部队、商店等“大课堂”去学习、去办学，请工农兵走上讲台，教学计划随意性、政治性明显。三是改革开放后的“多元化”阶段，高等教育、基础教育都进入一个开放的阶段，开始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借鉴；结合中国实际，设置了国家、地方、学校三类课程，建立了三级课程管理体系，中小学课程教材由“一纲一本”转向“一纲多本”。四是进入新时代后的“全面深化”阶段，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育人为本，坚持核心素养导向，推进育人方式改革，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

　　2.新中国成立以来课程改革的主要探索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涉及诸多方面，其中最为主要的是课程管理体制、教材建设、考试评价内容与方式三要素。一是课程管理体制，涉及设置什么课程、由谁决定、制定什么样的课程标准等；二是教材建设，涉及依据什么编写修订教材、由谁编写教材、教材如何选用等；三是考试评价内容与方式，涉及考什么(即考试指向)、如何考、考试结果如何用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针对特定问题与任务，课程、教材、考试改革采取了不同路径。了解改革路径，有助于我们认识今天推进改革的历史必然性。

　　其一，课程管理体制的发展经历了高度统一、开放多样、统一多样的过程。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无论是解放之初的“全盘苏化”，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泛政治化”，受计划经济影响，课程管理呈现出高度集中的特征，最为典型的表现是上文提到的“一纲一本”。之所以呈现出中心化的特征，与新中国成立后实施社会主义制度直接相关。打破旧制度，建立新社会，人民当家作主，就需要建立统一的、面向工农大众的教育体系，课程设置要体现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不经历“中心化”的过程，中国特色的教育体制、教育体系就无从建立。

　　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0年期间，随着对外开放程度加大、领域拓展，特别是经济体制发生的突出变化，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顺应这一趋势，地方学校改革积极性高涨，呈现出自下而上为主的改革局面，期间多种教育理论并行，多种实验并举。如北京师范大学林崇德教授的“思维品质”理论教改实验在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3000余所学校开展，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卢仲衡教授主持的“自学辅导教学”实验、湖北大学黎世法教授创立的“异步教学”、上海顾泠沅老师主持的“青浦实验”、黑龙江省教育学院开展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实验等一大批教改实验广泛开展，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进入新世纪后，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印发，要求加快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在全面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经验的基础上，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结合中国实际，教育部先后颁布了义务教育、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明确了改革方向、改革要求，把多样化的实验探索统一到党和国家育人要求上。同时，通过因地制宜制定国家课程实施方案、实施办法，加强地方课程、校本课程(选修课程)建设，在统一规范基础上，满足多样、特色课程建设与实施要求。

　　其二，教材管理体制的发展经历了国定制、审定制和混合制三个阶段。2000年之前，我国教材管理实行“国定制”，基本上是“一纲一本”。2000年之后实行“审定制”，即教材编写核准、教材审查实行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两级管理，实行国家基本要求指导下的教材多样化，即“一纲多本”。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教材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要载体，必须强化育人功能。中小学道德与法治和思想政治、语文、历史学科教材意识形态属性鲜明，实行统编、统审、统用是贯彻落实新时代党对教育新要求的体现。遵循教育规律，注重发挥各学科教材独特育人功能，三科之外其他学科仍然实行审定制。

　　其三，考试招生制度的发展经历了“红+专”“以红为主”“红专统一”三个阶段。“文化大革命”之前，考试招生的主要模式是“文化课+政审”，政审与考生的出身有密切关系，以此来严把政治关，体现对“红”的要求，并且这一要求比较具体、刚性。“文化大革命”期间，考试要求发生重大变化，政治因素占据首要位置，文化课要求被大大弱化，“红”是核心标准。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虽然不再进行政审，但是无论文科还是理科，高考都要考政治，以一门课程学习情况来衡量学生思想状况；随着高考改革，特别是命题改革的深化，我国正在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覆盖的考试内容体系，在各学科考试评价中体现思想政治要求，把“红”与“专”的考查统一到学生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二、新时代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育部先后修订了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课程教材，大力推进考试评价综合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效。根据中央部署，加快教育强国建设进程，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发展面临新要求、新挑战。

　　1.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发展面临的形势

　　(1)中央教育改革新部署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在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战略部署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是重中之重。众所周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2024年9月，斯坦福大学研究团队发布的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榜单中，中国大陆入围10687人，仅占4.92%；2012年至2022年期间，中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共培养博士669143名，相当于美国2016637名的1/3。很显然，我国拔尖创新人才数量距离国家的战略目标还有较大差距，必须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人才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不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教育是基点，高等教育是龙头。只有基点扎实，龙头才会有后劲。然而，当前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在识别、选拔、培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待改进的地方。

　　一是基础教育阶段拔尖创新后备人才识别、选拔标准有待完善。目前，基础教育阶段拔尖创新后备人才识别、选拔方式基本上是以“考”为主，智商是核心标准，对兴趣、志向等内生性动力因素关注不足。我们调查发现，在某重点大学奥赛保送生中，约有1/3的学生将奥赛作为进入大学的“敲门砖”，表现出明显的应试倾向；“少年班”大学生的学习动机整体上以内在动机为主，但仍有60%的学生把“易升学”作为加入“少年班”的理由之一，表现出功利性；约1/3的学生对自己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工作可能遇到的困难等的认识是模糊的；约1/5的学生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信心。

　　二是基础教育阶段专项培养规模小、培养方式单一。目前，针对有创新潜质学生而设的培养项目屈指可数，国家层面只有中学生“英才计划”，每年招收人数不足2000人；省级层面设立的项目只有北京“翱翔计划”、重庆“雏鹰计划”等，规模每省每年不足200人；服务大学“少年班”而设的中学“超常班”，每年招生不足1000人。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数据，每年全美参与资优项目的学生约占全体中小学生的6.6%，以2017-2018年度统计数据为例，约有350万学生。此外，培养模式基本上是集中之后压缩学程的加速式，而分散式、充实式培养则不多见。

　　三是大中小学培养不衔接。以“强基计划”招生为例，仅1.5%强基学生在中学阶段有参与科创项目经历。据统计，2020年、2021年参与中学生“英才计划”的946、1016名学生中，分别只有0.8%、1.2%在招生环节进入“强基计划”。每年数以万计参加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信息学五大学科竞赛的学生中，只有不足300人获得保送大学资格。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北京大学“物理学科卓越人才培养计划”，每年招生均不超过100人。从整体上看，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在拔尖创新后备人才识别、培养方面还需有效贯通。

　　(2)社会发展变化新趋势

　　数智时代带来的不仅仅是某些工作岗位的消失，还有整个社会形态的变化。英国社会学家杰米·萨斯坎德在《算法的力量：人类如何共同生存?》中指出，未来社会在数字化后，公平、权利、自由、正义等都会出现新的格局，整个社会的治理也会发生革命性变化。这些变化特别是人工智能代替了人类体力劳动、代替了大部分脑力劳动，对教育功能提出了挑战，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范式将彻底改变，注重内在兴趣、创新意识、想象力、健康行为、审美情趣等可持续发展素养的培养将成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德国社会学家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在《独异性社会：现代的结构转型》中总结了当下社会转型的特点，强调了社会的独异性，指出当下社会都在追求独一无二和特色鲜明，不再像工业化时代呈现出标准化、一体化特征。这一变化给社会生活、生产等带来了重大冲击。今天的社会更加强调定制化，文化呈现出多样性，人的观点、意见很难形成高度统一的认识。在这一社会转型背景下，指向传统的、基本的、统一的社会伦理规范和道德要求等的教育将受到影响，集体的、统一的思想认识的达成也会面临挑战。基于此，未来学校应该更多地关注非知识性教育，如志向教育、人格教育、品德教育、情感教育等，以及更多地关注多元思维，培养学生灵活应变能力，强化个人的自主自律。

　　多样化、个性化社会的到来以及分布式认知格局给今天的标准化教育带来了革命性冲击。然而，我们今天仍然采用班级授课制，同一班级的学生面对统一的课程表、统一的教材、统一的教学进度、统一的试卷，这些标准化安排与个性化的社会状态格格不入，这就需要我们在把握好教育方向的同时，加大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力度，创新课程教材体系，持续推进育人方式变革。

　　(3)学生成长新问题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学生成长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促进学生更好地成长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

　　一是志向偏差。我们对10347名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人生志向状态进行了调查分析，结果显示，有1/3的学生对未来是迷茫的；在上万名大中小学生的职业理想调查中，愿意当工程师的仅有2.06%，原因是工程师“辛苦”“又脏又累”“有时还有风险”。

　　二是缺乏过程性体验。这一代的孩子被称为“终端感知的一代”，他们大多不知道日常使用的物品、消费的东西是怎么来的，缺少真实的劳动经历和体验，体会不到劳动的价值和意义。一项面向全国1.5万名大中小学生的问卷调查表明，近1年内，有七成以上学生没有参观过工厂生产线，近1/2学生没有参观过农场或林场；近5年内，近1/3的学生未接触农业活动或场所，近1/2的学生未接触工业活动或场所。

　　三是心灵娇惯。这一代孩子心理韧性和耐挫能力较差，心理健康问题比较突出。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研究所所长俞国良教授对2010-2020年间文献的元分析显示，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101项研究)前三位为睡眠问题(25.2%)、抑郁(14.6%)和焦虑(12.3%)；初中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222项研究)前三位为焦虑(27%)、抑郁(24%)和自我伤害(22%)；高中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252项研究)前三位为抑郁(28.0%)、焦虑(26.3%)和睡眠问题(23.0%)。

　　四是体质有待加强。《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指出，6-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总体呈显著上升趋势，其中2002年、2015年、2020年的超重肥胖率分别为4.5%、9.6%、19.0%，2002-2020年的18年间，儿童青少年的肥胖率翻了近5倍。

　　2.深入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凸显的命题

　　课程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支撑、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具体载体。基于上述历史回顾，分析新形势，落实新要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将会面临如下命题。

　　一是红与专的统一。即“做人”与“做事”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课程、教材、考试都兼顾了“红”与“专”，只是不同时期重心有所不同。进入新时代，关键之处在于“红”与“专”的有机统一，要避免“两张皮”，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指示，处理好知识学习与全面发展的关系，不断深化学科实践、综合学习改革。

　　二是收与放的统一。即“统一规范”与“自主创新”的关系。从1949年至今，课程、教材、考试评价改革的命题之一就是如何处理权力“收”与“放”的问题。进入新时代，处理“收”与“放”的关系要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的，正确处理好规范有序和激发活力的关系，把好思想政治关，按照“一地一计，一校一策”推进改革。

　　三是同与异的统一。即“公平”与“特殊”的关系。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办教育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公平是前提。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因材施教是教育的基本原则。在人人有学上的今天，尊重个性、挖掘潜能、着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教育的重要任务。进入新时代，要科学兼顾“同”和“异”，遵循适性扬才的原则，进一步丰富课程供给，探索“因人施测”“量体裁衣”式的考试评价。

　　三、新时代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走向

　　课程改革既要坚持目标导向，落实党中央对教育的新要求，也要注重问题导向，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发展中出现的偏差和不足，还要体现创新导向，反映科技新成果对教育的赋能。

　　1.学校“围墙”虚化

　　未来，学校的“围墙”将被虚化。这里所说的“围墙”，不仅仅指物理围墙，更多的指打破学校的边界，主张终身学习。今后，正规教育的终点不再是学习的终点，按需、随时、随处、自定步调的数字化学习将代替现在高度组织化、计划性的学习。场馆学习、田野学习、职场学习等学校空间之外的学习将占有一定比例。适应这些变化，学校场域内的教育需要更多关注非知识性学习和非正式学习，其特点是学习动力激发、学习兴趣引导、与情境关联、自愿、个体化、非线性。

　　2.课程边界模糊化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知识以几何级数增长，而学生的学习时间是有限的，分科式教学难以解决二者的矛盾。同时，为适应社会发展变化快、变化多的要求，综合素养的培养将越来越重要，与之相适应，以问题为中心、以项目为载体的综合学习将成为主要形式，课程体系和形态必将打破原有学科界限。基于此，在未来的教育改革中，我们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拓展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重要阵地，统筹推动价值引领、实践体验、环境营造，探索建立校内外一体、线上线下融合的育人机制。二是加强综合课程建设，强调学科课程的融合。课程边界的模糊意味着中小学分科式教学、高校分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将逐渐被淘汰，跨学科、跨专业、问题(任务)驱动学习将成为未来教育的主流。

　　3.教材形态数字化

　　教材作为教育教学载体，内容相对稳定，形态固定，但随着育人目标更新、个性化教育需求、课程内容重构等变化，传统的纸质教材已不能完全适应育人需要，藉以人工智能改变教材内容、形态、功能，建设数字教材成为发展趋势。数字教材不是现行纸质教材的数字化，而是革命性重构，由教材编写先于教学的预设性到因人、按需、随时的生成性转变。课程实施将以实现育人目标为根本，以动态“定制化”教材为载体，教、学、考、评融为一体。

　　4.考试评价个性化

　　随着个性化教育深入开展，特别是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不仅改变了数百年来的班级授课制，还将打破千人、万人一卷的局面。自适应测验成为常态，能够准确反映每位学生的潜能水平，不仅为人才选拔提供直接依据，也为学生自我成长提供科学指导。同时，人工智能赋能也将推动考试评价功能由“评测学习”到“以评促学”再到“学评融合”转变，更加凸显学习者中心。

　　文章来源：《中国基础教育》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