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聚集地,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中具有独特优势。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高校书记、校长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提出了怎样的观点和建议?我们一起来看看:
▌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政代表:打破高校“自我循环”,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支撑作用
“创新驱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中之重,而创新驱动需要教育、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尤政表示,高校应主动打破“自我循环”,既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又要以开放姿态参与全球科技竞争。
尤政认为,教育评价体系改革是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的关键抓手。他建议,建立“重创新、比贡献、讲质量”的分类评估机制,破除“五唯”倾向,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重点考察学科建设与国家战略需求的契合度。同时,高校应通过“五位一体”评估体系,将服务“四个面向”纳入考核指标,研究型大学增加重大原创成果权重,应用型大学强化人才培养指标。
“基础研究需要长期投入,要学习DeepSeek(深度求索)‘潜心研究’的精神,对原始创新人员给予10年以上稳定支持。”尤政介绍,华科大正在实施“卓越培养项目”,首批设立了工业母机、人工智能等6个专项,联合200余家企业投入研发资金超10亿元,在光电子、智能制造等领域形成的“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创新生态,已孵化出华工数控等20余家高科技企业。
▌高校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谭铁牛委员:增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支撑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谭铁牛委员对此深有感触。“着力增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科技支撑力,是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他表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必须担负起基础研究主力军、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和重大应用成果孵化器的重要使命,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增强基础研究原创能力,是提升科技支撑力的起始点。谭铁牛委员表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发挥多学科的综合优势,聚焦国家重大需求,瞄准国际学科前沿,深耕基础研究,为技术创新提供理论基础和智力支持。近年来,南京大学全力推进“国家基础研究创新提升工程”“学科突破先导项目”,持续加强对基础学科的精准支持,加快推进原子极限微制造实验设施等大科学装置和“羲和二号”等重大工程重大研究计划建设。2024年,南京大学科研人员在世界上首次观察到具有引力子特征的准粒子,开辟了在凝聚态物质中研究量子引力物理的新道路。“我们将进一步发扬学校基础研究见长的优势,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多更好的源头活水。”谭铁牛委员说。
强化关键技术攻坚能力,是提升科技支撑力的着力点。谭铁牛委员表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勇挑重担,在突破“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上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应有作用。南京大学坚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组织化推进跨学科团队瞄准关键核心技术,积极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谭铁牛委员介绍,南京大学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苏州校区建设,着力发展壮大“新工科”,持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在全钙钛矿叠层太阳电池、工业废水治理技术与装备等领域不断取得技术突破。
提高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是提升科技支撑力的落脚点。谭铁牛委员表示,应持续深化校企校地合作,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科研成果转移转化,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更好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南京大学锚定国家与地方产业发展需要,着力将南大‘创新变量’转化为国家和区域‘发展增量’。”谭铁牛委员介绍,“我们持续深化与地方政府共建,通过‘深挖潜力、外扩合作、资本赋能’等举措,构建‘中心+节点’的互动建设模式,全面融入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江苏)建设。同时,我们积极推进与中国科学院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合作,汇聚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更大合力。”
谭铁牛委员表示:“我们将不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转移转化,持续增强学校的科技支撑力,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任少波委员:服务国家,建成一批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高地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任少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时代呼唤高等教育要在强国使命引领下勇担历史责任,真正起到强国建设“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
如何服务国家,建成一批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高地?
任少波委员认为,一流大学一方面要紧密围绕国家急需下好战略必争棋,通过有组织创新,解决好研究上不接天线、下不接地气、低水平重复等突出问题,进一步壮大人才力量、促进学科创新、深化区域合作,在解决战略任务背后的科学问题、探索大科学研究新机制、服务区域创新需求等方面发挥先行示范作用。
另一方面要洞悉世界科技文化前沿,下好战略先手棋,从评价机制、资源保障等方面为以自由探索为主的基础研究提供一流环境,支持一流科学家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在新知识、新理论、新技术、新设备等方面勇闯“无人区”。还要在进一步对外开放中下好学术声誉提升的战略致胜棋,主动设置全球性创新议题、组织实施国际大科学计划与科学工程,在解决人类共同挑战、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引领社会精神文化等方面勇立时代潮头。
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大学校长王树新代表:守正创新,蓄势奋进
“‘守正创新、先立后破’是党和国家对改革规律的深刻把握。高校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深刻把握‘守正’与‘创新’的辩证关系,系统谋划‘先立’和‘后破’的承接顺序。”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大学校长王树新表示,高校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紧密,要把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作为“守正”方向,把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作为“创新”目标,以“立”为引领加快科研范式和组织模式变革,以“破”为动力重塑原有机制释放科研活力,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近年来,重庆大学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取得了显著成效。面对新时代问卷,高校应继续守正创新勇担使命,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支撑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能力。”王树新代表表示,接下来要深化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构建协同高效的科研管理体系和组织实施体系,集中优势力量开展有组织科研,助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性、颠覆性技术研发。同时,营造创新型人才培养氛围,完善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从而发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昌大学校长陈晔光代表:更好发挥科技的战略先导地位和根本支撑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关于更好发挥科技的战略先导地位和根本支撑作用,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昌大学校长陈晔光代表表示,科技作为现代化进程的核心驱动力,其战略先导和支撑作用的发挥需要系统性布局与多维度协同。
一是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顶层架构。整合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的优势资源,优化创新生态体系,强化跨领域、跨学科协同攻关,凝聚起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强大合力。
二是夯实基础研究根基。我国当前面临的很多“卡脖子”关键技术难题,根源在于基础理论研究的滞后,源头与底层的科学问题没有解决。因此,需强化高校在基础研究方面的重要作用,推进自由探索和有组织科研并重的基础研究,鼓励开展有风险但高价值的基础研究。
三是充分发挥好政府对前沿探索和市场需求牵引的应用研究的支撑和引导作用。一方面,对未来产业等前沿领域、“卡脖子”关键技术领域,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财政支持高校、科研院所进行前沿探索和科技攻关;另一方面,对市场导向型应用研究,可以通过税收优惠、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等政策杠杆,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
四是构建科学研究对外开放新格局。前瞻性地谋划并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积极支持国内高校、科研院所、科技组织、企业与国际接轨,主动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组织,搭建国际基础研究合作平台,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中外联合研究,提升我国在全球科技领域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五是完善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保障。以生物医药领域为例,该领域的新技术研发在早期临床实验中往往风险很高,甚至有失败的可能,需要建立风险可控的试错容错机制来提供政策保障。
▌发展新质生产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校长郝芳代表:构建新时代大学创新体系,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高校如何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校长郝芳思考和探索的问题。郝芳代表谈到,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创新起主导作用。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强创新资源的统筹与力量组织,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这一战略部署为高校构建大学创新体系,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郝芳代表表示:“高校作为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主阵地,必须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学科融合、科教融合、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
郝芳代表认为,要充分把握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适应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跃升的趋势,根据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需要,对高校学科专业布局进行优化。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根据国家能源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传统能源学科,拓展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高端化工、海洋、信息等学科,提升通用基础学科,构建了符合学校特色优势、适应科技发展趋势、满足能源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学科专业体系。
郝芳代表指出,全球进入大科学时代,跨学科、大协作、长周期成为科学研究的突出特点,高端平台成为汇聚顶尖人才、先进设备和创新资源,开展长期稳定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和战略力量。高校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和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培育布局产学研用相结合的高端科技平台,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平台支撑。
郝芳代表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人是决定性因素。要更加注重从科技创新的主战场来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未来,高校应始终坚持“四个面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构建新时代人才培养体系、科技创新与科技服务体系,打造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联合体,产生一流学术成果、培养一流人才,攻克“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中国科学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代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黑龙江科教资源丰富、创新底蕴深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有独特优势。”在3月7日的黑龙江代表团开放团组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说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具体效果,韩杰才代表表达了几方面感受。
一是科技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加强,如我国航天领域首个大科学装置工程哈工大“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已建成投用,环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等7个环大学大院大所创新创业生态圈效果逐步显现,目前已新生成企业104家。
二是传统产业加快改造升级,如新认定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4家、绿色工厂39家,黑龙江省级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56家,创历史最好水平。
三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亮点纷呈,重点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的20.7%,提高1.7个百分点。
四是未来产业加快培育,黑龙江成为国家算电融合试点布局省份,年产180颗卫星的工大卫星柔性智造产线项目获得国家核准等。
▌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水平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代表:支持高校科技成果落地,要有“算大账”“算总账”的容错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在会上发言时谈到,科技成果转化和拔尖人才可谓是高校最重要的两项创新供给,然而,这两项供给目前还存在转化率和培养量偏低的问题。“怎样打通高校创新供给的‘任督二脉’,让更多的科技成果和拔尖人才转化为新质生产力?”丁奎岭提出了“三个要有,两个要变”。
“三个要有”主要是针对科技成果转化。首先要有“全栈式、全链条”的公共转化平台。
丁奎岭坦言,高校的科技成果一般来说成熟度还不是很高,产业化的链条也比较长。因此建立涵盖概念验证、中试熟化、投资转让等关键环节的“全栈式”“全链条”公共转化平台是非常必要的。“简单来说就是让一个机构把转化的事情都干了,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每个阶段都有资源保障。环交大的大零号湾创新策源功能区和江苏省首个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都是很好的示范。”他说。
其次是要有“算大账”“算总账”的容错机制。目前,高校科技成果能够落地的比例比较低,可能国资一直以来“不敢投”“不愿投”的症结,便在于担心投进去的钱收不回来。“打破这个困局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提升国资的容亏率,‘算大账’‘算总账’,不去过多地追求保值增值,把营造创新生态、推动产业升级也作为很重要的工作目标,真正落实‘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导向。”丁奎岭谈到,与此同时,校内也要建立“规则全、流程顺、底线牢”的尽职免责管理办法,双管齐下激发科技成果转化各方的积极性与能动性。
最后是要有“高价值”“极交叉”科研导向。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的关键是要从源头抓起。“高价值”“极交叉”的科研在产出成果后,常常会受到产业界和投资界的青睐,转化的成果率自然就会高很多。然而,“高价值”“极交叉”,往往也意味着高风险和无人区,更加需要成体系的支持与引导。基于此,丁奎岭希望,将鼓励开展“高价值”“极交叉”科学研究写入到“十五五”规划中。同时,他建议国家、地方政府以及高校要在持续提升科技创新支持力度的同时,设立更多有针对性的资助项目,让科技成果转化的“源头活水”更加充沛。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副校长陈军代表:建立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天津中心)
天津作为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积极作为,建设了天开高教科创园并出台了多项政策。但随着成果转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基础研究与产业发展脱节、机制体制不完善、启动资金不足等一些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
为此,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副校长陈军建议国家应尽快建立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天津中心),打造“立足天津、服务京冀、辐射北方、全国驰名”的科技成果转化集聚区。
一是明确天津作为北方科技成果技术转移中心的地位,立足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发挥天津在科技成果转移中的独特作用,与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建立协同创新机制,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二是加大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资金投入,通过多种财政手段支持天开高教科创园及相关平台建设。
三是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建立以创新和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组建成果转化专业运营团队,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助力天津打造科技创新高地,实现科技成果高效转化。
武汉理工大学党委书记信思金委员:着力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水平,促进产业创新发展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水平,直接影响着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效果。当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仍存在“不会转”“不愿转”“不敢转”等问题。为此,全国政协委员、武汉理工大学党委书记信思金建议,着力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水平,促进产业创新发展。
一是以产业应用为导向,完善高校科研评价机制。加快推进高校分类评价,激励理工类高校以高水平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指导高校改革科研人员职称评审和绩效考核等评价工作,引导科研人员增强成果转化内驱力。
二是以产教融合为抓手,加强高质量科技供给。发挥有关部门和组织的统筹指导作用,定期发布产业创新需求清单,建立“揭榜挂帅”制度,指引高校产出符合产业创新需求的高质量科技成果。
三是以政策平台为重点,优化高校成果转化服务。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统筹建设和运用,研发科技成果转化供需匹配模型与资源库;细化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赋予科技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操作指引,规范科技成果“先用后转”程序。
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卢建军委员:破解“不想转”“不好转”等难题
当前,在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普遍存在一些问题,如内生融合动力不足导致“不想转”,成果供给质量不高导致“不好转”,对接合作渠道不畅导致“不易转”,中间环节支撑不够导致“不会转”等。为此,全国政协委员、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卢建军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以创新联合体建设为抓手,加快推进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建设国家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出台政策鼓励一流大学和龙头企业建立深度融合的创新联合体。落实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二是完善卓越工程人才培养评价体系。把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作为专业实践环节的重要考核内容,破除“唯论文”评价体系。
三是加快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高水平、专业化转化服务体系。完善金融资本支持科技创新的激励机制,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四是强化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鼓励有条件的高校建设技术经理人学院,设立科技成果转化研究生专业培养方向。在全国范围内增设技术经理人专业职称,完善技术经理人培养、晋升和激励制度。
扬州大学党委书记丁建宁代表:建立专业的科技成果转化队伍
科技成果转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依靠专业的科技成果转化人才队伍,才能高效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全国人大代表、扬州大学党委书记丁建宁代表在调研中发现,目前我国专业化科技成果转化人才缺口较大,现有技术经理人多为初级水平,难以为成果转化提供全流程支撑。
为加强科技成果转化人才队伍建设,扬州大学专门出台了技术经理人管理办法,明确技术经理人的职责定位、选聘标准及考核机制。通过校内外选聘结合的方式,扬州大学组建了一支50多人的兼职技术经理人队伍,吸引了江苏省科技副总、扬州市“科创助航”特派团成员等专业人才,这一多元结构打破了传统单一人才来源限制,实现了技术评估、市场对接、法律咨询等环节的专业互补。
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亲历者,黄勇平深知这支队伍的重要性。“这类人才一定是复合型人才,既要懂技术,又要懂政策法律,还要会沟通、会谈判,对综合素质要求很高。”黄勇平认为,高校要加大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力度,将其定位为研究生层次的交叉复合型人才培养,并重视实践教育环节。
▌深化高校产教融合
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原校长严纯华代表:推进西部地区产学研融合
“现场聆听政府工作报告倍感振奋,特别是听到‘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时,我对教育强国的信心更强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原校长严纯华代表对记者说。
严纯华代表长期关注教育、科技和人才工作。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挥科技领军企业龙头作用,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严纯华代表认为,这为破解产学研长期脱节问题给出了解决路径。企业要做协同创新的“引擎”,政府要当好“链长”,提高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的积极性和转化率。
严纯华代表特别提到,要瞄准打造产学研融合发展“西部样板”的目标,建好甘肃高等研究院,将其打造为组织穿透、人才穿透、资源穿透的协同平台;高校要打破“学科孤岛”,做产业需求的“响应器”,加强学科动态调整,主动对接区域重大需求,增强高校内生融合动力,解决“关门”科研、科研质量不高、成果转化率低、企业承接风险高的问题;探索实施“科学家驻企首席”计划和“工程师回流”计划,设立“西部揭榜挂帅基金”,多措并举推进西部地区产学研融合发展,一体化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长张政文委员:产教融合深入推进
2024年,开展“人工智能+”行动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长张政文非常关注人工智能对产教融合的推动作用,他认为,加强学生AI知识与应用能力的培养,是适应时代发展、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竞争力的重要举措。
“人文精神正经历数字觉醒,人工智能与人文思考以产教深度融合的方式带来越来越多惊喜,比如,用人工智能与先进算力解析甲骨文、重释经典,在数字建模中重建青铜器铸造技术与工艺流程等。”张政文委员告诉记者,人工智能正重塑教育与产业结合样态,这一点在人文社科领域尤其引人瞩目。这些成果既得益于相关部门政策的及时发布与有效落实,也离不开人工智能与高校教育的互相促进、双向奔赴。
“虽然人工智能发展迅速,带动产教融合不断深入,但不少教师和学生对相关技术在所学专业方面的认知和应用还不足。对人文社科专业而言,要搭建更多以AI推进研究、实践转化的平台。”张政文委员表示,应持续优化课程体系,打破学科壁垒,加强师资建设,搭建实践平台。在他看来,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让AI与各学科真正实现产教深度融合,既需要教育层面知识与应用能力的培养,也需要政策与资源进一步形成合力。
张政文委员建议,加快出台相关政策,制定更完善的数字素养标准,明确高校学生AI知识与应用能力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并提供专项资金支持。同时,鼓励高校将AI能力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以AI教育的普及和深化推动产教深度融合。
▌加强高等教育创新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钟登华委员:加强农业高等教育创新,更好支撑农业强国建设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离不开农业科技的有力支撑。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整体已迈进了世界第一方阵,但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还有待完善,聚焦农业领域瓶颈制约问题的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研成果还不够多。
“农业高等教育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农业强国建设的重要结合点,肩负着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服务支撑‘四个强国’建设的重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钟登华认为,当前迫切需要加大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支持力度,支持设立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试点,着力培养堪当强国建设重任的拔尖创新人才。同时,支持开展有组织科研,加大科研平台、科研项目的支持力度,推进政用产学研深度融合,将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下一步应加大农业高等院校教师的支持力度,健全分类评价机制,给予青年教师长周期稳定支持,培育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钟登华表示,在支持我国农业高等院校与国外顶尖大学开展合作办学、引进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的同时,推动农业高等教育加大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出海”力度,组建高水平农业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共同体,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品牌,推动早日建成世界重要农业高等教育中心。
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州大学校长李蓬代表:未来产业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关键所在
未来产业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关键所在。一方面,要夯实人才培养这一创新根基。面向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的社会发展趋势,强化通识教育、拓展学术视野,着重培养富有创新精神、创新思维与团队协作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另一方面,要优化创新体系的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越来越呈现出跨界融合趋势,高等教育应有针对性地推动学科交叉、布局重大平台、聚合创新团队,提升与未来产业的契合度。
▌培养创新人才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金力代表:培养思考大问题、建构大视野、砥砺大情怀的人
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关键之一是提高人才培养和人才队伍的质量。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金力指出,大学对强国建设的根本贡献,是造就适配强国需要的人才。如何培养创新之才、强国之才?金力结合复旦大学改革发展实践,谈了三点体会:
一是培养思考大问题的人。思考大问题,不是天才和权威的特权。年轻人从踏上学习和创新之路开始,就应树立并葆有推动人类进步、开拓未知之境、打破既有范式、造福国家人民的雄心,打开成才的“天花板”。
面对创新大潮、世界之变,我们亟需培养大批喜欢从根子上思考解决问题、不墨守成规的年轻人才;并把许多喜欢原创的聪明“臭皮匠”聚合在一起,通过有组织创新发挥“诸葛亮”作用,最终造就更多真正的“诸葛亮”,把教育大国优势迅速转化为创新强国势能。
二是培养建构大视野的人。从认知结构看,知识为兵、学识为阵、见识为将,“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智能时代,知识千军易得,临阵良将难求。复旦大学的目标,是培养高潜能、多潜质的“干细胞式”人才,不受学科、门户之限,为迎接迅速变化的世界做最好的准备。我们的改革,要真正赋予学生自主构建知识结构、提升学识见识的权利和能力,以满足国家对原始创新拔尖人才和高端应用型交叉融合创新人才的需求。
三是培养砥砺大情怀的人。00后、90后有平视世界的自信,但缺少“事非经过不知难”的洗礼。在学思践悟中坚定理想信念、做到真懂真信真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在强国大潮中学会游泳。
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校长张平文委员:培养更多人工智能领域拔尖人才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将数字技术与制造优势、市场优势更好结合起来,支持大模型广泛应用,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终端以及智能制造装备。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人工智能领域顶尖人才的稀缺性将远远超过技术本身。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突破和创新引领,需要一批具备深厚理论功底、强大工程实践能力以及跨学科综合素养的拔尖创新人才。”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校长张平文委员表示。
当前,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那么,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该如何有效推进人工智能领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张平文委员从三个方面介绍了武汉大学的具体实践:一是面向科技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更新人才培养理念;二是注重学科交叉融合,构建新质学科集群;三是提升学生实践能力,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驱动。
“做好人工智能领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作,顶层设计是前提。”张平文委员介绍,武汉大学以科技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积极探索特色数智教育人才培养模式,2024年发布的全新修订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将数智人才培养分为通识型、赋能型、应用型、专业型四个类型。其中,专业型人才培养目标精准锚定人工智能领域的拔尖创新人才。针对这一类型的学生,学校注重基础理论教学,培养学生面向基础理论问题开展创新性研究的能力。
在张平文委员看来,优化学科布局、构建人工智能交叉学科集群,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根基。由此,武汉大学打破学科壁垒,促进数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测绘科学与技术等优势学科资源的深度融合,构建跨学科联合培养体系。
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杨贤金代表:面向未来,重塑人才培养模式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拔尖创新人才、重点领域急需紧缺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培养。
高校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和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杨贤金代表表示,高校要树立“从未来到未来”的理念,以服务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牵引,超前研判未来对人才素养的新要求,精准把握未来对学科专业的新需求,加快培养国家战略急需人才。
杨贤金代表认为,高等教育必须主动超前布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人才支撑。“在新技术驱动下,新产业、新业态持续涌现,产业技术变化超前于学校教学知识更新速度已成为常态。传统的院系设置、管理模式、学科专业组织模式容易导致学生知识结构单一,综合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不足。”面对这些痛点,杨贤金代表表示,高校要树立“从未来到未来”的理念,提高人才供给的适配性。
“‘从未来到未来’,前一个‘未来’是我们立足当下对未来社会需求的洞察,并据此开展教育创新,为学生配备适应未来的能力;后一个‘未来’是学生凭借获得的能力与知识,在未来社会中引领行业发展,创造新的价值。”杨贤金代表解释,我们必须以人工智能的思维方式重塑教育教学新形态,教学模式、教学组织、学习方式都要随之发生变化。传统教育模式中,知识的传授往往被置于首位,而如今,借助互联网和各类智能工具,学生可以轻松获取海量知识。所以,要将能力培养放在第一位,创新思维、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团队协作和终身学习等能力应成为当下教育关注的重点。“无论未来社会如何变化,具备这些能力,学生都能灵活运用知识,不断适应新环境。”杨贤金代表对此充满信心。
中国工程院院士、贵州大学校长宋宝安代表:培养更多新时代“三农”人才
“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在全面,而全面的关键是协同。”中国工程院院士、贵州大学校长宋宝安代表常年奔走在“三农”一线,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乡村全面振兴,一直是他关注的重点。
宋宝安代表认为,应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协同发展为切入点、着力点,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支撑。
如何发挥好教育的引擎作用?“加强涉农学科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是当务之急,高校应不断优化学科结构和学科专业布局。”宋宝安代表表示,应围绕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新趋势新要求,在知识生产模式和机制方面积极主动寻求变革,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学科生态,大力推动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特色学科建设;大力推进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聚焦重点产业打造高层次、领军型人才团队。
与此同时,实现农业的新突破还离不开科技创新的赋能。宋宝安代表认为,当前应围绕农业现代化发展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加大研究投入,集中力量实施有组织的科研,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组建跨学科、跨领域的科研团队和平台,联合攻关关键核心技术。
来源 | 高校科技进展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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