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关键之年，是深入实施“十四五”发展规划的攻坚之年，是启动实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开局之年。

　　这一年，职业教育战线围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打造多元办学、产教融合新形态，探索职普融通、学生成长成才新通道，深化职业学校“五金”建设、关键办学能力提升新路径，营造职业教育国际发展的新环境，携手提升世界职业教育治理能力。

　　这一年，职业教育科研工作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国职业教育科(教)研工作会议成功召开。会议继2011、2016年之后，时隔8年再次召开，开启建设职业教育科研“大网络”“大团队”，通过“大协同”有组织科研推动事业发展的新阶段。职业教育科研服务《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的编制，开展专题研究，组织各级各类职业教育科研机构、300余位专家，围绕职普融通、产教融合、职教高考、关键办学能力、教育数字化等重大专题，深入一线实地调研，开展论证，形成40余万字的调研报告，助推了政策的出台。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上发布《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报告》。这份基于研究的发展报告以大量客观事实、翔实数据和典型案例，全景式展示了2012年以来，特别是2022年以来中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格局性变化，在世界职业教育大舞台上全面展示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让中国职业教育成果从本土深耕走向世界辐射。

　　这一年，职业教育战线努力厘清中国职业教育在中国式现代化大坐标中的历史方位和责任，积极应对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针对职业教育转折期、跃升期的现实问题、重点问题、难点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和探索，取得系列成果。

　　一、“教育强国、职教何为”的职教发展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深刻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六大特质”“五对关系”“八大任务”，为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指导遵循。学界聚焦教育强国背景下职业教育的功能定位、核心任务和路径策略进行系统研究，指出职业教育必将在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中发挥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教育强国背景下职业教育的功能定位

　　有研究认为，教育强国的内涵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整体教育实力强，这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基础;二是教育功能发挥强，即教育助推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服务支撑能力强，这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是判定教育强国与否的根本标准。有研究发现，“人的技能实质性发展”比“平均受教育年限”更能显著影响经济长期增长水平。职业教育以技能为介质、以技能人才适配产业需求为链接，肩负着“对位连接”和“有效供给”的重要责任，发挥着支撑经济发展的关键效能。教育强国建设下的职业教育，既要加强自身高质量发展，提升国家教育总体实力，更要充分发挥好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即应当同时具备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赋能机制。

　　(二)教育强国背景下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体系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引擎，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服务助推教育强国建设的主要路径。

　　职普融通事关我国教育改革发展全局，是以教育强国建设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之举。有研究指出，虽然我国多地开展了职普融通的实践探索，但尚未形成完备的制度体系和成熟的实践模式，主要存在认识偏差、制度缺失、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导致“融不进”“融不通”“融不好”等多重困境。要在提高认识、完善制度、创新模式、健全机制上推进职普融通，促进教育体系实现双向内循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产教融合是提高职业教育服务支撑能力，助推强国建设的根本路径。产教融合本身并非目的，而是途径和手段。不同类型的知识融合、技术技能积累与创新是产教融合的主线与实质，实现“育人—兴产—强国”的逻辑串联，才是产教融合的真正目的。对于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策略，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要以“一体两翼”为载体，以多元办学塑造产教融合新形态;二是夯实产教融合的制度基础;三是创新校企合作机制，促进校企人才培养过程全方位紧密对接;四是构建产教融合的人才评价机制和共享流通机制。

　　(三)全面深化职业教育综合改革的推进路径

　　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是一个系统性跃升和质变，必须锚定建设教育强国目标，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为方法论，全面深化职业教育综合改革。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深化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创新。二是聚焦新质生产力，建立完善教育科技人才统筹推进机制。三是加快数字化转型，以数字技术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四是打造“职教出海”新引擎，提升我国教育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五是建设技能型社会，优化职业教育发展生态。

　　二、“一体两翼”为核心的产教融合丰富与深化

　　职业教育战线紧紧围绕“一体两翼”建设，深入推进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新模式试点，强化地方政府统筹发展职业教育的主体责任，加快推进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目前，全国已建成34个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237个省级市域产教联合体、2个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1100多个省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逐渐由注重经验积累转向关注建设成效。在研究领域，重点关注以下研究内容和趋势。

　　(一)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内涵不断深化

　　纵观经济社会变革和职业教育发展进程，产教融合逐渐呈现开放性、复杂性与适应性的特征与要求。有研究者认为，从系统观的角度看，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更加强调“链”的思维，职业教育不再是孤立的教育环节，而是与产业发展、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各个方面紧密相连的有机整体。构建协同发展的整体架构，以及多层次、多维度的省域、院校职业教育评价指标体系成为产教融合研究的核心主题。有研究者认为，从创新的角度而言，在“四链融合”理念引领下，产教之间的融合已经超越简单的教育与产业资源对接，进入知识与技术技能的深度融合。职业教育已不再仅扮演知识传授者的角色，更是技术创新与产业应用的驱动者。

　　(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生态系统逐步形成

　　有研究者认为，随着产教融合内涵变化，二者之间由原来的线性关系逐步变为关涉多主体、多要素互动的生态系统。这样的生态系统首先需要建立一定的组织场域作为联结的纽带与运作场所，其次依托产教融合生态系统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组织形式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都展现出层次有序的生态结构，其中在宏观层面的模式探索尤为突出。在组织场域构建中，宏观上指向区域发展，以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跨区域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为依托，分别从 “块”上提升职业教育与地方经济结合的紧密度和从“条”上加强职业教育与行业发展需要的适配度。由于这两种组织形态都属于跨界组织，旨在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助推科技产业化，学者们从结构化理论、共生理论、产业集群、集体行动等视角探讨了这类组织如何建设与运行的问题，并提出通过整合区域内资金、技术、政策等资源，建立产教高度匹配的资源共享平台，共同探索职业教育多元合作的培养模式。

　　(三)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治理体系不断完善

　　产教融合治理的有效运作高度依赖政府、行业等多元主体的积极协同参与，政府在统筹规划、协调各方关系、提供激励保障等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诸多研究着重强调了政府的主导地位。首先，政府应致力于构建全面且适配度细致的法律框架，明确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核心功能、长远目标及各参与主体的具体权利与责任范围。其次，应设立科学合理的成本共担与政府补偿机制，有效激发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热情与积极性，推动各类资源在不同主体之间实现高效的整合与共享。再次，政府应大力推动相关平台的建设，构建区域产教融合中心及信息发布平台。最后，政府要建立科学的监督评价体系，运用数字化技术手段对产教融合过程与效果进行全面、实时的监测与评估。

　　三、综合高中热议背后的职普融通理论探究与现实审视

　　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是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两种类型教育，推进职普融通始终是我国教育体系改革的重要命题。202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再次强调“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2024年职普融通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三个方面。

　　(一)综合高中是否能够真正实现职普融通?又该如何建设?

　　我国综合高中的探索由来已久，但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2023年，《关于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提出“要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积极发展综合高中”。2024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副部长吴岩在会上提出，推进“职普融通”，建设一批综合高中。我国再次将建设综合高中作为推进职普融通的重要举措。如何吸取历史经验，明确新时期综合高中办学路径是学界研究的重要命题。不少研究者通过调研国内综合高中办学实践发现，综合高中的建设仍面临着政策、标准、教学等方面的困境，建设仅停留在“形式”上，并不会促进各类教育融合发展，对我国而言，综合高中难以整合各异质主体沟通衔接，并且在探索过程中职业教育被“矮化”和“牺牲”成为普遍现象。对此，有观点认为当前我国应谨慎探索综合高中建设，不宜以统一标准大规模举办综合高中，应充分赋权地方探索和实践，在发展中试点布局，保持足够的弹性和灵活性，建议鼓励地方明确综合高中办学经费额度与使用标准、鼓励地方探索综合高中招生政策、加强对地方建设综合高中教师队伍的支持力度、鼓励地方试点探索综合高中学生多样化升学路径。

　　(二)推进职普融通是否需要取消中等职业教育?

　　推进职普融通引发关于中等职业教育如何发展的讨论。有观点认为，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老百姓的升学需求不断提高，传统以就业导向的中等职业教育合法性受到直接质疑。特别是在民间教育视角中，取消中等职业教育，延迟职普分流至高中后，更能直接缓解教育焦虑问题。有研究指出，当前我国依旧存在着对中等职业教育的需求，不能就中等职业教育就业属性的弱化而简单将其取消，关键要结合新时期社会发展目标重新定位其功能。特别是在当前国家大力推动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背景下，需要发挥职普融通的关键作用，要以中等职业学校为抓手打破高中阶段学校类型同质化困境。

　　(三)当前我国推进职普融通办学实践面临着哪些困境?

　　我国职普融通的实践探索同时涉及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两个阶段。当前，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通过举办综合高中试点校、开设职普融通班等方式，探索推进职普融通试点工作，取得初步进展和成效。但是课程资源、制度保障、社会氛围仍是阻碍当前职普融通实践的关键。在基础教育阶段，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人民群众对过早普职分流反响强烈、完善相关推进制度存在困境等因素，制约着职普融通工作的推动。在高等教育阶段，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在目标定位、培养方式、专业设置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使得相互之间的转化变得相当困难，相对应的国家层面学习成果认证、积累与转换制度的构建滞后，职业教育被视为“兜底”教育的固有观念依旧存在。

　　四、数字化全面赋能职业教育变革

　　2024年，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进入新阶段，从联结为先、内容为本、合作为要的“3C”走向集成化、智能化、国际化的“3I”，通过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深度应用、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数字化助力国际化等多方面的举措，推动着中国数字教育不断取得新突破，职业教育数字化取得显著成效。在研究领域，研究者主要聚焦于四个方面开展讨论。

　　(一)师生数字素养的养成提升

　　职业院校师生数字素养的提升与培育养成，成为研究热点。有研究指出，培养学生的数字化创新与终身学习能力成为数字化的关键任务，教师与管理者的数字素养则是数字化的关键要素。提升学生数字素养，有学校将分层分类理念融入课程设计，促进人工智能与专业教学紧密结合。有省份将“人工智能应用素养”通识课纳入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推进AI通识教育与专业特色相融合。

　　有学者通过对教师数字能力与素养框架体系的比较研究，提出需要构建符合中国自身需求的数字能力框架，据此开展针对性较强的师资培训与发展计划，全方位提升教师数字素养。由教育部教育数字化专家咨询委员会牵头，联合上百所职业院校，编制的《职业教育教师数智素养指标体系》，为职业院校开展教师数智素养评价提供了明确指导和可行框架。

　　(二)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的应用

　　职业院校在人工智能大模型应用方面进行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有学者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可通过对海量评价数据的深度分析，挖掘出隐藏在数据背后的教育规律与问题。有学者指出，人工智能能更精准地衡量学生在数字化学习过程中的成长与进步，突出个性化学习的价值，为教学的持续改进与学生的长远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有学者认为，当前研究多为观点阐释，无法回答人工智能如何有效促进学习、教学和评价等核心问题。因此，研究应更加注重实践导向。一些职业院校自行建设了多场景应用的大模型，更多学校借助智能图谱进行职业能力分析，开发AI生成式数字人等。如在实践领域，有职业学院建设职业教育专有大模型“知行大先生”，依托学校智能算力中心，连接阿里云、华为云、天穹云等算力资源，采用国产开源大模型基座，连接产业、专业、岗位、课程方面的标准库、知识库、案例库、任务库、项目库等多元数据，通过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AI+HI)的协同融合，为师生提供AI助学、AI助教、AI助训、AI助管等智能应用创新场景。

　　(三)实训数字化与智能化的推进

　　有研究者认为，通过元宇宙、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应用，学生可以在虚拟环境中进行实际操作，模拟职业场景，增强职业技能的体验性和实践性。有研究者指出，利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前沿技术，模拟真实的工作场景与操作环境，可帮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反复实践操作，有效弥补传统实训教学资源不足、风险较高等缺陷。职业院校在实训数字化与智能化探索实践中，出现了全天候运行、虚拟仿真、远程+真实、跨场所、实训数字化智能化管理等趋势。在实践领域，虚拟仿真实训方面已经建设实训资源7.8万个，总浏览量为51万次。《职业教育数字化发展报告(2023版)》调查数据显示，超过93%的学生认可虚拟仿真实训的作用。

　　(四)数字治理体系的构建

　　研究者从目标、模式、技术支持、治理机制等方面对职业教育数字治理进行了探讨，提出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手段，实现治理精准化、主体多元化与决策科学化的目标。具体而言，一是职业教育数字治理正加速向整体性治理范式转变。智能化治理模式极大增强了职业教育管理的适应性与可持续性，使其能够灵活应对复杂多变的教育环境与社会需求。二是通过构建数据中台与智能决策支持系统，打破部门间数据壁垒，实现数据的跨部门共享与深度应用。三是传感技术的应用为治理过程注入动态感知能力，实时捕捉教学与管理过程中的数据信息，推动职业教育治理模式从传统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的精准治理转型，显著提升治理效率与决策科学性。在实践领域，截至2024年11月底，职业院校数据基座已与1 265所职业院校实现了动态连接，累计汇聚数据364亿条;可以通过“一键击穿”的方式对264所职业院校的特色应用场景进行查看，包括对近700所学校的2.6万多间教室进行线上巡课。

　　五、职业教育国际化助力大国外交的布局路径

　　2024年，教育部加快编制并实施职业教育布局体系，职业教育助力大国外交布局体系是三大布局体系之一，中国职业教育正成为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的支撑点以及中外经贸和人文交流合作新的载体。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在天津胜利召开，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位外宾参会，我国在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进一步增强，国际贡献度和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学界围绕服务新型大国外交和国际产能合作、总结提升中国职业教育智慧和方案展开研究。

　　(一)突出服务新型大国外交

　　研究显现，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呈现显著的政策指引、服务国家战略导向。在国家层面，更加强调职业教育国际化在服务新型大国外交和中国企业国际产业布局中的重要作用;更加重视职业教育出海项目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强调规范性和多样化。具体而言，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发挥“职教外交”作用，成为提高中国国际影响力、服务中国新型大国外交不可或缺的力量;坚持“教随产出、产教同行”，满足中国企业海外人才需求，校企同行成为职业教育“走出去”的最大特色和优势;打造品牌、创新机制成为职业教育国际化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集中体现。在地方层面，注重策略创新，地方政府和职业院校通过打造职业教育国际交往中心，推进组团式出海，发挥地缘优势、深化与周边国家的职业教育合作，进一步拓展了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领域。

　　(二)职业教育国际化研究视域不断深化

　　在政策推动和实践探索下，职业教育国际化研究视域不断深化。一是研究主题不断细化，逐渐从宏观过渡到微观，由面及点，逐步聚焦中外合作办学路径、优化职业院校留学生培养对策、开拓职业院校教师国际化发展模式等，体现更强的针对性。二是研究内容不断深化，紧跟大国外交步伐，聚焦与东盟、非洲等区域和国家的职业教育合作，强调打造开放协同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生态圈，提升合作效益等。三是研究视角更为多元，从职业教育国际化推动中华文化传播、助力国际产能合作、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打造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等不同维度，理解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从而在世界坐标体系及对比中发挥中国优势，进一步传播中华文化、深化中外交流与合作，提升国际声誉和影响力。

　　(三)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实践方案日趋丰富

　　案例研究成果展示，伴随“更有作为”的新型大国外交和中国企业走出去新阶段，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实践方案更为丰富。一是职业教育国际化境外办学品牌更响亮、服务更精准。例如，以“鲁班工坊”“郑和学院”等为代表品牌项目，基于自身办学基础和专业优势，精准了解“走出去”企业技能人才培养需求，提供高质量国际产能合作技能人才;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与柬埔寨共建柬华应用科技大学，探索海外职业教育本科院校发展新模式。二是“留学中国”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职业院校发挥专业与技术优势，设置适应“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个性化技能人才培养方案，持续提升“留学中国”品牌影响力，推动中国成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学生留学主要目的地。三是开发优质职教资源，推广中国职业教育方案。职业院校坚持国际性与特色性、先进性与适用性相结合，携手行业企业、国外学校共同研制符合当地需求的标准与资源，促进我国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的国际推广与传播，输出中国职业教育经验。

　　六、新“双高”建设理念转型引领职业院校高质量服务能力提升

　　2024年是第一轮职业教育“双高计划”的收官年，也是新一轮的谋划年。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强调，“要进一步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创新推进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双高’建设”。一年来，学界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一)由内部发展转向外部贡献的建设导向

　　教育部副部长吴岩提出新一轮“双高计划”要体现四个变化：一是在定位上，要从注重自身办学条件改善、自我循环发展的小逻辑，转到服务产业发展及区域发展的大逻辑上;二是在标准上，要推动建立新的标准框架;三是在遴选方式上，要强调双向奔赴;四是在任务上，要由眼睛向内变成眼睛向外，强调服务水平。有学者认为我国进入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新阶段，新一轮“双高”应更多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人的全面发展要求出发，突出服务产业和融入地方贡献度，系统推进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及实习实训五大关键要素的建设改革，培养培训行业企业和技术发展需要的高技能人才。有观点认为，“双高计划”建设项目既体现了整体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观，也体现了新时期特定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战略，要推动高职院校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满足区域经济发展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着眼于区域发展的长期秩序。

　　(二)探索科学有效的遴选机制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提出，“双高计划”要优化调整评价指标，科学遴选“双高计划”建设学校和专业群，强化目标评估、过程评估和结果评估，推动“有进有出”。有研究探讨了“省域”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现实挑战与发展策略，强调省级政府在推进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有研究指出，“双高计划”政策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有研究分析了第一轮建设中的差异化特色化发展、匹配产业发展需求、省级主责作用发挥等方面的问题及成因，指出应关注部省校协同机制，通过国家、地方、学校三方的分权治理体系，解决新阶段职业教育自身发展面临的问题和产教融合高质量的制度建设问题。围绕职业本科学校是否纳入“双高计划”建设，一种观点是职业本科学校作为实施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主体，代表我国职业学校发展的较高水平，应当纳入新一轮“双高计划”建设院校;另一种观点是职业本科要避免挤占高职院校的项目建设资源，单划赛道，确保公平性。

　　(三)建立“服务好、支撑好”为目标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围绕评价标准问题，有学者认为在第一期“双高计划”建设中，部分院校在制定任务时过度依赖已有的称谓式项目和成果而忽略学校内涵建设，建议新一轮的绩效目标要避此类项目。有研究者认为，应进一步加强绩效评价体系和方法论框架的研究，对目标进行全面、客观、准确的评价，同时注重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相结合，加大优秀案例和评价成果的推广应用。

　　围绕具体指标设定，有学校提出我国东中西部各省份的经济发展情况、产业布局情况差异很大，一把尺子量到底的评价标准，难以衡量出学校对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的贡献度。有学者建议新一轮“双高计划”应注重评价指标操作性、可比性和公允性，引入多方评价，提升绩效管理的科学性、一致性和规范性。

　　七、坚持职业教育特色的职教本科办学

　　2024年，职业本科院校数量增至51所。各职业本科院校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紧密对接现代产业体系，优化专业设置，探索高质量办学路径，培养一批高技能人才队伍。职教本科办学实践逐渐步入规范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在此过程中，职教本科办学主题研究呈现两个方面的新进展。

　　(一)职教本科办学定位呼唤职教特色坚守

　　职教本科办学定位须坚守职业教育属性，这是提升职教本科教育质量的核心要义，更是适应高端产业升级、对接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关键。一是在基础理论研究层面，研究重点从内涵特征界定转向价值功能挖掘。职教本科教育被视为国家技能形成制度的重要补充与创新，应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为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技术迭代和人才跃升贡献力量。二是在合法地位研究方面，研究者指出职业本科院校正面临规则、规范、文化—认知等多重合法性上的挑战，亟须明确职教本科办学定位。三是在发展路径研究方面，重点从“谁来办”转向“如何高质量发展”。面对职教本科办学规模的稳步扩大，学界强调优质职业本科院校应聚焦质量提升和社会认同两个维度，进一步深耕应用技术创新，同时在坚守职业教育特色的前提下，确保高质量发展。

　　(二)职教本科办学发展聚焦办学层面的改革深化

　　近年来，职教本科办学研究重心逐渐从宏观政策层面转向微观办学改革层面，深入探索教育教学基本规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人才培养成为研究的核心焦点。职教本科人才培养定位虽存差异，但各方主体在培养路径上达成共识，即需基于类型教育人才需求调研，明确学生在工作实践导向上的职业能力，以此构建拔尖技术创新人才的育人机制。其次，需一体化推进职业本科院校的学科与专业建设协同。学科建设是职教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主流观点倾向于以技术学科为核心，围绕生产技术知识使命，实现学科与专业建设的深度融合与一体化发展。最后，职业本科院校的教师发展与团队建设还需要加强。有研究提出 “技能大师+青年博士”等新型职业本科院校教师队伍建设模式，全面提升教师科研素养和实践能力，为职教本科办学实践提供坚实的师资力量支撑。

　　八、教育家精神引领下的职教师资队伍建设

　　2024年8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颁布，对弘扬教育家精神、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作出全面系统部署，是新时代新征程强教强师的纲领性文件。广大职业院校教师深入践行教育家精神，注重自身专业素养提升，强调师德师风建设，形成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在研究领域，职教师资队伍建设主题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践行教育家精神

　　学界对职业教育如何践行教育家精神进行广泛探讨，认为教育家精神是职业教育实践的精神支柱，对提高教育质量、增强教育吸引力具有关键作用。研究者从政治品质、职业准则、职业素养等多个维度提出践行教育家精神的路径，为职业教育教师树立了明确的职业道德标杆。同时，教育家精神与师德师风、工匠精神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职业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核心。有学者指出，在教育家精神引领下，职业院校师德师风建设应强化理想信念，完善道德规范，深化教学改革，激励教师创新实践。教育家精神与工匠精神的融合，不仅提升了教师的职业尊严与责任感，还促进了技能传承与职业精神的弘扬。通过价值文化引领、理论与实践融合等多条路径，教育家精神在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中发挥了全面引领作用，展现出职业教育领域的高度专业性。

　　(二)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

　　大力推进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的目的在于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职教师资队伍。学界对国家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成效进行深入探究。研究指出，当前我国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在建设思路与范式、路径及策略上均展现出一定创新性，如以“树立理念、牢记使命”为前提的建设思路。更多研究提出各具特色的建设范式并探讨了多种建设路径。在教师能力提升方面，有观点认为通过优化团队结构、深化校企协作等措施，能够有效提升教师能力。同时，学界进一步深化了对团队负责人角色的研究，认为作为目标的引领者、创新的推动者，其对团队发展至关重要。此外，各省也持续推进省级创新团队建设，形成“国家—省级—校级”三级协同发展格局，有力地支持了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改革，推动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三)健全教师管理制度

　　健全教师管理制度是职教师资队伍得以科学建设的保障。首先，为适应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需求，各地不断完善教师各项制度，从师德师风、管理、发展、评价及激励等多方面构建治理体系。例如，广西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创新管理方法，扩大选人用人自主权;浙江支持企事业单位人才兼职从教;上海健全完善多项制度，强化教师企业实践，确保专业教师紧跟产业前沿。其次，学界积极开展教师考核评价研究，教育部发布《教师数字素养》行业标准，引导教师提升数字能力，职业院校教师数字素养培育成为研究热点。此外，针对职称评审权下放，地方着力探索分类管理、评价、考核机制，如湖北省推动教师评价综合改革，实现专业教师动态管理。

　　九、扎实推进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和管理事业高质量发展

　　2024年，在有关部门推进下，职业教育教材质量稳步提高，持续增加“国家级”职业教育教材，积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优质新形态教材，研究优秀教材评价和评选标准，聚力打造职业教育的经典教材、优秀教材，以助力提高育人水平。在研究领域，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一)提升数字教材开发的标准化水平和适应性

　　数字教材是2024年教材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相关研究重点关注三个方面：一是数字教材的定义和属性。研究者观点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数字教材是纸质教材的数字化平行版本，是将纸质教材中承载的知识以数字化形式呈现并构成一种新形态的教材，强调二者之间的相互不可替代性;另一类，将数字教材理解为一种学习材料的系统集成，要充分发挥数字化赋能教材开发和使用的功能。即到底是“数字化的教材”还是“教材的数字化”之争。二是分析为何开发和使用数字教材。研究者提出，相关影响因素包括职业知识属性、职校生学习方式偏好、职业教育教学环境等，提出开发和使用要服务学生深度学习、教学空间内的多元互动。三是数字教材开发方法论体系的建构。研究者提出，数字教材开发的核心是立足不同类型的职业知识，分类呈现知识的数字化形式;注重对数字技术的灵活运用，如大模型、知识图谱和能力图谱绘制、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职业教育内部应形成数字教材创作、审核、发布(发行)、应用的完整闭环，要加强对数字教材内容的审核、用户隐私保护，打通数字教材开发的市场化链路。

　　(二)优化职业教育高质量教材开发的激励机制和政策环境

　　教材建设是“五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激励一线教师编写和使用优秀教材，也是研究领域的重要主题。有研究从分析规划教材入手，揭示影响高质量教材编写和使用的因素。第一，教材编者，尤其是主编是影响教材质量的关键因素，主编的学校和企业实践经历、编写队伍的异质性、技术资质、教学经验的丰富度和同行认可度等的影响较为突出;第二，以重大项目为牵引的投入和激励机制，是促进优秀教材生产的重要因素;第三，知识开发质量显著影响教材质量，技术理论知识和技术实践知识的选择和组织逻辑，均会影响教材呈现和使用效果;第四，对学生认知水平和学习能力的分析，以及将分析结果如何应用于教材的内部设计，会影响学生使用效果;第五，教材管理制度也会影响优秀教材的编写和使用，如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处理，会影响教材内容专业性水平，而央地两级教材规划的功能定位不同，会影响不同省份对优秀教材的遴选。

　　(三)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教材选用监测体系

　　2024年，教育部启动了中职统编三科教材选用情况全国调研，启动研制职业教育专业课国家规划教材选用监测方案及配套指标和平台。这两项工作构成了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教材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职业教育教材从开发到选用，再到反馈的闭环机制正式形成。研究者指出，为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教材监测机制，区域层面应建立数字化、智能化的职业教育教材建设使用监测平台，组织专家团队基于职业教育特点编制监测评价体系，定期采集职业学校教材建设和使用信息并进行数据挖掘、分析，强化监测功能，着重监测教材选用率、新版教材选用率、自编教材选用率和国家规划教材、获奖教材、优秀教材选用率，以及所开设课程是否按时选用教材、教材选用程序是否规范等指标，注重将散布于不同部门，涉及教学、科研、管理等领域的内部平台或数据库整合起来，并基于“为了改进”的理念，处理好监测结果的反馈与问责。

　　注：2024年中国职业教育科研发展报告由总报告与9个分报告组成。总报告执笔人：刘红、陈骁、车明朝、陆宇正、陈嘉靖、邢菲。分报告负责人(排名不分先后)：郭静、潘海生、刘晓、韩锡斌、张慧波、孙辉、李建国、曹晔、李政。总报告由分报告成果整理提炼而成，参考文献在分报告中呈现。